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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山西的文脉》之鄙见 　　韩石山先生是老曹非常敬重的老作家，老曹很爱看他的文章，粉他有20多年了，比粉阿城和王小波的时间都长。春节期间拜读今年《文学自由谈》第1期刊发的《山西的文脉》，喜欢之余，有几点不同看法或“敢想”，甲乙丙丁如下。　　甲　　山药蛋派真的是一个鄙称吗？　　韩老在《这么多年了，我们一直在自己糟蹋自己》一节中说：“我曾跟马烽、西戎诸前辈，认真地说过这个话题。我说，我是不赞成这个说法的。他们也说，山药蛋这个说辞，是五六十年代，文学界那些自以为洋派的人，说了奚落山西作家的，可说是个鄙称，相当于民间的起外号。”　　在数个版本的《当代文学史》中，几乎都是这样介绍山药蛋派：中国现代小说流派之一，形成于50年代至60年代中期。指以赵树理为代表的一个当代文学流派。主要作家还有马烽、西戎、李束为、孙谦、胡正等，他们都是山西农村土生土长的作家，有比较深厚的农村生活基础。他们的作品充满山西的乡音土调，被文艺界目为火花派或山西派，又谐谑呼之为山药蛋派（山西的文学刊物叫《火花》，故称之为火花派）。　　老曹觉得山药蛋派这个称呼，比什么火花派、山西派，诙谐形象神似，有意思，也好记。并没有奚落的意思，更不能说是鄙称。文学界给以赵树理为代表的山西作家这个“封号”，应该没有恶意。　　韩老说过，赵树理是周扬树立的一个样板，甚至上升到“赵树理方向”的高度，可见当年赵树理的影响有多大。周扬还称赵树理为“当代民族语言艺术大师”，谁敢讥讽“民族语言艺术大师”赵树理为代表的文学流派。因为那讥讽的不是赵树理等几位山西作家，而是挑战周扬在文坛至高无上的权威。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正是周扬作为文艺沙皇最得势的时候，文学界哪敢拿周扬树立的样板大张旗鼓地开涮？周扬怎么能容忍他人说三道四？　　看看赵树理、马烽等作家，那些乡土气息的小说，说他们是山药蛋派，一点也不冤枉、也不夸张。其实，韩老起步也是写农村题材小说，只是后来韩老经过脱胎换骨地改变，依仗丰厚的学养华丽转身，脱下山药蛋派的“对襟棉袄”，换上“西服革履”。　　老曹以为，山药蛋派和荷花淀派，其实质一样，只是荷花淀派的称呼好听点而已，都是指不同风格的乡土文学，没有什么区别，要说是鄙称，都是鄙称。白洋淀多的是芦苇，而芦苇是用来编草席的，荷花淀派也可以叫“编草席派”。　　韩老在《周文和〈吕梁英雄传〉》一节最后说：“1987年，中国大众文学学会在北京成立，马烽出任会长，以倡导文学大众化的名义，写了纪念文章，深情怀念周文先生。”马烽能够出任大众文学学会会长，还不是因为他是山药蛋派的二把手，倘若赵树理活着，恐怕轮不上他。马烽也明白为何他能坐上这把交椅。马烽欣然出任会长，从一个侧面说明，他不反感，或者基本认同山药蛋派这种文学流派的划分。　　韩老的翻案文章，做的实在没有说服力。韩老的“奚落说”，没有事实根据。否则，山西作家早就不干了，哪会被人家讥讽几十年。“奚落说”大概是韩老一厢情愿的猜想罢了。　　乙　　韩老在《怎么能这样对待一个可怜的老太太》一节说：“关于丁玲‘老左’的话题，我是有自己的看法的。1996年，我在《文学自由谈》上发表过一篇文章，其中说：……粉碎‘四人帮’后，各行各业都是受迫害最深的人出来掌权，按文艺界的情况，理当是丁玲出来，倡导思想解放才是。事有不尽然者，一来是周扬等人仅是“文革”中受到迫害，本身又是政界人才，自然辨得风向，知道该何去何从；再则当时的中央对右派问题尚未全面平反，丁玲等人‘案情重大’，而平反大权操在周扬手里，实在不行了，也会拖一拖。丁玲所以会‘二次平反’，其源盖出于此。待到丁玲彻底平反出来，世事已大变，周扬已经坐稳‘思想解放领袖’的地位，两人既然势不两立，留给丁玲的是什么角色，就不言自明了。”　　真不好意思，为分析方便，老曹把韩老的话全引了。　　老曹先说丁玲是不是“老左”。看韩老的意思，既然“周扬已经坐稳‘思想解放领袖’的地位”，那么丁玲只好当“思想僵化的领袖”，因为两人“势不两立”呀。周扬说东，丁玲必然说西。凡是周扬提倡的，丁玲就反对；凡是周扬反对的，丁玲就提倡。两人继续唱对台戏。丁玲只能是“老左”的“角色”。　　这样的推论恐怕难以服众，难道丁玲的思想就不能比周扬的思想更解放一些？丁玲受迫害的时间几乎是周扬的两倍长，她比周扬有更多理由和资源解放思想。丁玲到底是不是“老左”，是自身思想认识问题，跟周扬比丁玲先出来占据“优势地位”没有一毛钱的关系。有兴趣的读者可以浏览，2017年1期《东吴学术》陈锦红的文章《丁玲平反的曲折历程》，看看丁玲是如何感恩这个、感恩那个的。一句话，丁玲当时对有些关键问题的认识，跟绝大多数老干部和人民群众是有差距的，是逆思想解放潮流而动。　　其次，韩老认为丁玲平反的大权操在周扬手里，丁玲之所以会有“二次平反”也是周扬作梗。韩老这样说，实在是太高抬周扬，周扬没有那么大本事。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