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体性事件的公法应对（杨海坤 苏州大学法学院教授）.docVIP

群体性事件的公法应对（杨海坤 苏州大学法学院教授） 群体性事件的公法应对 主讲人：杨海坤 苏州大学法学院教授 时间：2010年11月22日上午9:00---11:00 地点：行敏楼410 《双城记》里有这样一段话：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这是智慧的时代也是愚蠢的时代；这是光明的季节，也是黑暗的季节；我们面前有着各样事物，我们面前一无所有；我们大家在一致的走向天堂，我们大家又在迈向地狱。它描写了资本主义原始积累初期社会的分化，社会的矛盾，辩证的反映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情况。当然，今天我们的这个情况不能用这种描述来表达，但现在的实际情况也应该说既有光明一面，也有阴暗的一面。最近国内的许多事件，有的天灾，有的人祸，像十一月十五日在上海教师公寓内烧死了58个人，四川内江煤矿浸水28人被困这种事件时有发生。13亿的人口大国各种各样的事件、新闻都有，这是正常的。社会转型时期，各种社会矛盾比较尖锐，就像胡锦涛总书记最近分析的，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巨大成就，为我们解决好人民内部矛盾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同时，我们要清醒的看到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由于经济体制深刻改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个体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发展不协调、不平衡、许多问题短期内难以解决，人民内部各种具体的矛盾难以避免的会经常的大量的表现出来。胡锦涛总书记对当前的形势作了一个辩证的分析，国外对这段讲话的评论也不一样，有的认为这段话确实反映了情况，而有的则认为还在用人民内部的矛盾，甚至背后隐含的两类矛盾的学说在我们的政治生活中间做一个总的观察。而今天怎样从公法的角度研究具体事件也可以借鉴这种两类矛盾学说。从2006年起，这几年我们国家的群体事件相当多，2006年据统计有六万多起。2008年贵州的瓮安事件、云南的孟连事件；2009年湖北兽首事件，其社会影响之大、波及范围之广、社会关注度之高都前所未有。2009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一个蓝皮书就 指出2010年的社会群体性事件会保持多发的因素。2010年广东的东莞、江苏的盐城发生出租车被罢运事件；四川内江有特警抢尸事件；最近江西的宜黄事件；广西的梧州苍梧事件。过去一些地方发生事件之后尽量不报道、新闻封锁。有些群体事件虽然没有报道，但并不等于没有发生。经常发生的群体事件的矛头正对基层政府、地方政府比较明显，而这也暴露了地方政府在执政理念、政策制定、形势策划等方面的环节出现了一些问题，特别是在异化行政保护公共权益方面存在问题。群体性事件在一个时期内长久居高不下必然会动摇民众对政府的信心，引发大的社会动荡，甚至造成严重的政治危机。因此我们必须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坚持依法治国和依法行政的方略，以积极的态度来化解社会风险，而这需要运用公法技术进行善治来解决这个问题。 群体性事件的概念很多、也很复杂。在西方国家，这样的群体事件也不断发生，他们把集会、游行、示威中的有些问题也作为群体事件。西方社会学家认为这个叫做结合行为。所谓结合行为，就是在相对自发、不可预料、无组织的以及不稳定的情况下对某一共同的事件产生反映的行为。就是说，对一个公共事件并不事先组织，而是自发的，但是也是在一定的气候、条件下爆发的集体行为。我们国内的称呼也不一样，有的叫群体性公共事件；有的叫社会气愤案件；有的叫社会自力救济行为；有的叫突发案件、突发事件；有的叫骚乱事件。最近，还有人从政治学角度研究，认为是社会转型时期的政治抗争形式，一种非正常的公民政治表达形式等等。国内学者对群体性事件有三种观点：一种叫群众诉权诉求论，认为这些事件反映了群体的诉求，这种观点主要从群众的角度考虑的，认为群众的诉求得不到很好的宣泄、得不到表达，群体性事件是其表达的另外一种形式；还有一种论点是行为违法论，其把重点放在事件性质的违法性方面，他们认为这是群众基于某种目的聚集起来共同实施的违反国家法律、扰乱社会正常秩序、威胁国家公共安全的一种行为。2004年发布了关于群体性事件相关问题的第一个官方文件。该文件指出：群体性事件是由人民内部矛盾引发，群众部分权益受到侵犯，通过非法围堵等方式向有关机关和单位表达意愿提出要求等事件及其酝酿 形成过程中的串联、集结等活动。从这里可以看出中央把群体性事件定性为：原因是人民领导的，但形式不合法，是法外的。由于各个国家经济法律制度的差异，每个国家对群体性事件的论述不一致。中国大陆以外的国家和地区往往倾向于私权的保护，认为群体性事件是特定人群参加的，具有一定目的，出现暴力等其它严重违法现象，并可能危及他人和社会安全，需要由政府处理的非法聚集活动。它们和正常的游行、集会、示威是有区别的。第三种观点是中性的，认为只用将事件作一个事实状态表现出来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