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人大监督与司法公正_媒体监督与司法公正.docVIP

论人大监督与司法公正_媒体监督与司法公正 　　一、人大监督是司法公正的有效保证 　　改革开放30多年来，司法工作在创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调节各种社会关系，化解各种社会冲突以及维护社会稳定等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司法在我国政治、经济、文化乃至整个社会生活中的地位日益凸显。司法不仅影响着社会运行的方式，影响着各种社会资源的流动与分配，也主导着社会成员的行为取向。在调节社会关系、解决社会矛盾与冲突的诸多手段中，司法是最终、最有效的手段。因此，司法公正与否直接影响着国家、社会及公民的方方面面，对司法机关的监督也日益成为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中的重要课题。 　　司法权是惩罚违法犯罪，维持社会安定，保护人民合法权益的一项重要的公共权力，公共权力就是管理国家的权力。我国是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人民是国家的主人，管理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只是人民将一部分管理国家的权力让渡出来，由其选出的代表来具体行使，这就形成了权力所有者与权力使用者相分离的局面。多数人的公共权力就由少数人来行使，这些少数人也就变成了权力主体。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一书中说道：“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变的一条经验，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一直到遇到界限的地方才休止”。因此，司法权需要监督，而行使司法权的司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更应受到监督，防止司法权的使用者滥用手中的权利，损害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只有强化监督才能消除妨害司法不公的因素。 　　监督有利于揭露司法不公现象，有助于司法机关纠正错误。揭露不是目的，而是手段。目的在于给法院和法官敲响警钟，揭露已经出现的错误，帮助司法机关纠正司法中的不公正行为；监督能给司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造成一种外在的压力，增强其公正司法的意识，严格依法办案。人大监督就意味着一种压力，这也是各种监督形式中对被监督者最有效、最权威的。 　　从古今中外在监督方面取得的成果来看，完善监督司法体制，还要从总体上把握好，建立多层次、多环节、相互制衡的整体监督机制。我国古代虽然属中央集权的统治，但统治者为了确保各权力的正常行使，遵循了分权原则，确立了自上而下、自下而上、组织严密的监察系统，实现了权力的制衡。如唐代的中央司法机关的体制建构，就体现了司法权的分权与制衡。大理寺为最高审判机关，刑部为最高司法行政机关，御史台为最高监察机关，执掌弹劾百官。遇重大案件，则由以上三部门共同审理，称“三司推事”。从西方国家监督体制看，没有国家实施单一的监督方式，而是采用自上而下的权力监督，自下而上的权利监督，横向与纵向相结合，自律与他律相结合。这些都说明监督应相互制约，发挥不同监督主体的作用，形成协调的运作机制，实现监督的最大效益，保证司法公正。 　　二、人大监督司法的现状 　　2011年3月10日，吴邦国在十一届四中人代会上宣告，中国特色的法律体系已经形成。这说明我国已解决了“有法可依”的问题,接下来就应全力解决“有法必依、违法必究、执法必严”的司法问题了。孟子说：“徒法不足以自行”，再好的法律制度最终要靠人来实施，建立公正、高效、权威的司法制度，离不开一个高素质的司法队伍，更离不开科学健全的监督制约机制，这是维护司法公正的前提条件。实际上司法问题要比立法问题复杂和难解决的多，加强监督是保证司法公正比较有效的方法。在我国，监督司法有多种形式，对监督司法都不同程度地发挥了作用。尤其是人大的监督最具权威性、也最有效。但是，从司法实践看，在监督制约司法机制尚不健全的情况下，人大监督也存在缺陷。 　　（一）人大监督人力有限 　　1．就人大系统的监督而言，各地的监督实践中主要是由人大常委会及其工作机构实行的监督，人大内部的监督主体呈现多而无序的状态以及多头监督的局面：从机构上看，人大常委会、内务司法委员会、法工委、信访处都在行使监督权；从人员上看，人大常委会主任、各下属工作机构的主任、代表个人及某人大代表团都可以进行个案监督。 　　2．人大监督整体悬置，渠道不畅。人大监督的依据宪法，而宪法的规定是宏观上、整体上的规定，未制度化、细则化，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权力机关对司法机关的监督悬置。同时，人大的监督主要局限于审议“一府两院”的工作报告，通过听取和审议司法机关向人大所作的工作报告，了解司法机关的工作状况，凭此向司法机关提出有关意见和建议，做出相关决议。缺乏经常性、全面性、制度化的监督渠道。 　　（二）人大监督缺乏力度 　　面对司法不公，人大不仅要善于监督还要敢于监督。人大监督首先要对人进行监督，即监督司法人员的品行和法律素养，发现违法乱纪者，及时予以罢免、撤换或其他处理；这是监督中难度最大也是最敏感的问题，所以，各级人大往往对监督中发现的违法违纪人员，不敢或极少行使人大罢免权，造成司法机关应付人大监督的局面。 　　（三）人大监督缺乏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