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乐乐”唐宋成都的游乐之风.docVIP

“众乐乐”唐宋成都的游乐之风 　　伍松乔 　　成都人触手可及的安逸与悠闲，名扬四海。如果说，在北京，时间就是机遇； 　　在上海，时间就是时尚； 　　在广州，时间就是金钱； 　　那么，在成都，时间就是生活。 　　成都的游樂习俗由来已久，在唐宋时期达到高潮。 　　唐宋成都的繁荣历时近六个半世纪，这是蜀地历史上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次安定繁荣期，也是古成都发展的巅峰。 　　并不是所有富裕之地就会滋生游乐之风，天府之国、人文之邦、化外（相对偏安于中原乱局的四川盆地）之民，天地人因缘聚合，唐宋成都游乐盛行正基于此。 　　唐宋成都的游乐之风当时便已“四方成传”。北宋著名丞相韩琦的《安阳集》称“蜀风尚侈，好遨游”； 　　《儒林公议》称“俗尚嬉游，家多宴乐”“村落阍巷之间，弦管歌声，合筵社会，昼夜相接”。清学者纪晓岚在《四库全书总目》的《岁华纪丽谱提要》中曾得出一个结论：“成都至唐代号为繁庶，甲于西南。其时为之帅者，大抵以宰臣出镇，富贵悠闲，岁时燕集，寝相沿习……其侈丽繁华，虽不可训，而民物殷阜，歌咏风流，亦往往传为佳话。” 　　唐宋成都的游乐颇为多样化，四时八节均有以下常规动作。 　　赏花：成都平原沃野千里、水网密布，常年润湿，适宜花木生长，在唐代已是全国有名的花城。从杜甫《春夜喜雨》名句“晓看红湿处，花重锦官城”可见花团锦簇的盛况。 　　当时最有名的花是海棠，“昔闻游客话芳菲，濯锦江头几万枝”（贾岛），“成都海棠十万株，繁华盛丽天下无”（陆游）。而梅花，则又是“二十里中香不断，青羊宫到浣花溪”（陆游），非同一般。 　　饮酒：汉代司马相如与卓文君使成都酒声名远播，李商隐曾经写道：“美酒成都堪送老，当垆仍是卓文君。”很多人每天都要小酌几杯，一时没钱，尽可以”打白条”赊账，“无钱也可求”。 　　饮茶：成都是蜀中栽茶、饮茶的中心之一。唐德宗时，西川节度使兼成都府尹崔宁的女儿发明了盖碗茶，流传至今。 　　游街逛市：“曾城（即几重城）填华屋，季冬树木苍。喧然名都会，吹箫间笙簧”（杜甫）； 　　“剑南山水尽清晖，濯锦江边天下稀。烟柳不遮楼角断，风花时傍马头飞”（陆游）。从中不难一窥当时的城市风情。 　　登高楼：成都是平原，视野不开，一些较高的楼阁便成了放眼瞭望的好去处、游乐人群的聚集地。李白登临散花楼的感受是：“日照锦城头，朝光散花楼。金窗夹绣户，珠箔悬银钩。飞梯绿云中，极目散我忧。暮雨向三峡，春江绕双流。今来一登望，如上九天游。” 　　青羊宫、昭觉寺、大慈寺等宫观、寺庙也是香客朝拜、民众游览的胜地。 　　唐宋成都游乐的两大高潮，其空前盛况，使后来乃至今天也很难超越。 　　一是游锦江。以锦江——浣花溪为载体的游江活动，至迟在唐代已经产生，当时“门泊东吴万里船”的江水远非今天可比。 　　唐宋时农历二月初二俗称“踏青节”，这一天成都人要到郊外四处游赏，“春游锦江”便是其中的重头戏。游江时，由最高行政首长领头，率官吏、幕僚及眷属，分乘彩船数十艘，以一艘载乐队的船为前导，从万里桥（今南门大桥）出发，顺锦江而下，彩旗招展，鼓吹不断，城中士女聚集围观。宋代太守张咏有诗记其盛况：“春游千万家，美人颜如花，三三两两映花立，飘飘似欲乘烟霞。”游江至晚方止，时称“小游江”。 　　更为盛大的游江活动则是农历四月十九日“浣花大游江”，这一天是传说中浣花夫人的生日。据宋代任正一《游浣花记》记载，彩船从浣花溪顺流而下至望江楼旁，上下穿梭，往来如织。此时锦江中“架舟如屋，饰彩绘，连樯衔尾，荡漾波间，箫鼓弦歌，喧闹而作。其不能具舟者，依岸结棚，上下数里，以阅舟之往来。成都之人，于他游观或不能皆出，至浣花则倾城而往，里巷阗然。自旁郡观者，虽负贩刍荛之人，至相与称贷，易资为一饱之具，以从事穷日之游。府尹亦为之至潭上置酒高会，设水戏竞渡，尽众人之乐而后返。”百花潭至万里桥有数里之长，岸上船上互相映衬、民众官僚共同游乐，游乐人数之众，极一时之盛，称“大游江”。 　　二是闹市区的大慈寺狂欢。始建于魏晋、鼎盛于唐宋的成都大慈寺，其占地千亩、梵宇96院、楼阁殿堂8524间、僧侣5万人的盛况，是今天成都人难以想象的。寺院宏阔壮丽、千拱万栋，佛家胜景，一应俱全。同时，它周围又是很大的市场，蚕市、香市、七宝市、扇市、药市等均在这里举行。元代成都人费著《岁华纪丽谱》一书，对大慈寺游乐诸方面作了详尽记录，几乎每个月都有大中型活动举办，是全城热闹的聚焦场所。整个一年的游玩中，有关民俗的游玩活动有17种之多，占全部游乐活动的七成，以市场消费为指向的则只有三成。 　　回望此情此景，俨然成都版的“清明上河图”。 　　成都的游乐之风是多方合力的结果，是所有人参与的“众乐乐”。官员民众、士农工商、男女老幼、穷人富人、本地人外来客，谁都优哉游哉，乐在其中。 　　虽然这些游乐多由官府主导，但大众参与仍是其基调，苏东坡诗句“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