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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的开创意义与核心要义 　　王希鹏 　　新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以下简称《政务处分法》）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部全面系统规范公职人员惩戒和处分制度的国家法律，实现了对公职人员处分标准、处分规则、处分种类、处分程序的统一，是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重大制度成果。“政务处分”的提出是治国理政规律认识的深化 　　新中国建立初期，我国对国家工作人员违法行为的处分曾使用过“行政处分”“纪律处分”。1987年监察部恢复组建后至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前，主要使用“行政处分”一词。“政务处分”是国家监察体制改革中出现的新名词，较早出现在公众视野中是2018年1月17日，中央纪委网站刊发的“派驻纪检监察机构如何作出政务处分决定？”一文中。2018年3月20日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将“政务处分”写入其中。监察法实施后，国家监察委员会制定了《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暂行规定》，作为实施政务处分的过渡性规范。2020年6月20日，《政务处分法》颁布。 　　从“行政处分”到“政务处分”，体现了对党和国家权力运行逻辑认识的深化。“政务处分”与“行政处分”相比，内涵更加准确，“行政机关”一般指国务院所属的行政部门，适用范围过窄，在我国“政府”历来是广义的，党的机关、人大机关、行政机关、政协机关以及法院和检察院，在广大群众眼里都是政府，都在从事政务管理;对象更加全面，“行政处分”主要适用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政务处分”则适用所有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同时“政务”一词回归原教旨，体现了党的优良传统。制定《政务处分法》是健全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重大举措 　　《政务处分法》是中国特色执纪执法体系的重要内容。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探索出一条长期执政条件下解决自身问题、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成功道路，构建起一套行之有效的权力监督制度和执纪执法体系。”《政务处分法》构建全覆盖的监督体系、规范的执法机制、严肃的惩戒机制，解决过去部分公职人员游离于监督之外、“党纪管不了，政纪不适用”困境，将所有行使公权力人员纳入统一监督和监察范围，消除权力监督真空地带。 　　《政务处分法》提升了党和国家依法治权的能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从严管理干部要从“制度上严起来”。我国公职人员数量庞大、岗位要求不同、工作性质各异、违法种类较多、危害程度不同，如何制定统一的处分规范，这是一个难题。《政务处分法》实现共性与特性的有机统一，既提炼概括出适用于各类公职人员政务处分的违法情形;同时，对身份、职业等不同类型的公职人员，作出有针对性的规定。这解决了长期困扰的法治难题，确保政务处分的有效性、可操性和法治化。 　　《政务处分法》统一规范了政务处分标准和尺度。《政务处分法》实现了标准更严格、程序更顺畅、环节相衔接、责任更分明。标准更严格，就是突出公职人员的先进性和示范性，提出比普通公民更严格的法律要求;程序更顺畅，就是统一设置处分的法定事由、处分标准、处分程序，避免处分依据不统一、处分决定畸轻畸重等问题;环节相衔接，就是把日常监督管理和违法处分贯通起来，把任免机关单位给予处分和监察机关给予政务处分结合起来;责任更分明，就是按照干部管理权限，把对公职人员管理的主体责任、处分责任、监察调查责任划分清楚。《政务处分法》的核心要义 　　核心理念在于纪严于法、法严于刑。准确把握适用《政务处分法》，必须厘清“违纪”“职务违法”“职务犯罪”。违纪是指党组织和党员违反党的纪律的行为;职务违法是指公职人员实施的与其职务相关联，虽不构成犯罪但依法应当追究法律责任的行为;职务犯罪是指公职人员实施了与其职务之间具有必然联系的、侵犯国家管理公务的职能和声誉的各种犯罪行为。职务违法是违纪行为和职务犯罪行为的“中间地带”，《政务处分法》是专门对职务违法行为作出规定的法律。公职人员发生违反《政务处分法》的行为，应当给予相应的政务处分，具有党员身份的还应当给予党纪处分，构成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追究法律责任。 　　基本要求强调错责相当、宽严相济。政务处分坚持事实求是、错责相当，对职务违法行为的认定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统筹考虑性质情节、后果影响，依规依纪、审慎稳妥作出处分决定;对公职人员的同一违法行为，监察机关和公职人员任免机关、单位不能重复给予政务处分和处分。政务处分应坚持惩戒与教育相结合、宽严相济。纪检监察机关在执法中，应当既有原则性、又有灵活性，既讲高压震慑、又讲政策感召。根据问题性质等区别对待，对存在主动交代、配合调查、检举他人、有效挽回损失等情形的宽大处理;对情节轻微的，及时进行谈话提醒、批评教育或者予以诫勉，实现抓早抓小、防微杜渐;对依法需要给予处分的，也不能“一棍子打死”，从审查调查开始，就要立足教育挽救，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对受到处分的公职人员要“跟踪教育”，帮助找回初心、重拾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