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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三位“五四老人”的书信交往 　　2018年是北大建校120周年，是北大由此确定新校庆日的五四运动爆发99周年，也是“文革”后恢复高考招收的第一拨新生77级入学40周年。　　适逢此际，我看到77级校友撰写的多篇回忆文章，有诉说报考的曲折与艰辛的，有回顾入学的喜悦与兴奋的，有追忆在读期间的勤奋与拼搏的，也有笑谈校园的趣闻轶事的。所有这些，都令人似曾亲历而深有同感，令人恍如眼前而倍感亲切。由此也勾起了我对在读期间的一段往事的回忆，也就是我与杨晦、许德珩、罗章龙三位“五四老人”的书信交往。　　说起这段故事，最早缘于我在读大三时一个异想天开而不能自拔的创作冲动。　　我们77级新生，说是77级，实际上是1978年春天入学的。1980年夏天，也就是我在读大三的阶段。记得即将放暑假的时候，学校团委和学生会传达了团中央和全国学联筹备举办首都大学生文艺会演的通知，并向全校师生征集参演节目。有关负责同志还召集我和胡小钉等十多个平时爱好写作的同学作了动员。　　给会演写个什么节目呢？我想，北大是五四运动的发祥地，五四运动是北大的光荣历史，作为北大学子，何不把五四运动的壮丽史篇搬上舞台？于是，我开始有意识地搜集五四运动的素材。藏书丰富的北大图书馆，给了我极大的便利。我利用课余周日，阅读了大量五四运动的史料，包括亲历者的日记、著述和回忆录，还有当时报纸杂志的报道等等。　　通过大量阅读，我发现一个非常奇特的现象：在中国近代乃至当代历史上，五四运动对中国革命以及思想文化各个领域都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但是纵观自近代以来乃至1980年长达60多年堪称琳琅满目的文艺作品，虽然不乏以五四运动为背景、以五四精神为指引的创作，却鲜见直面表现五四运动的舞台艺术作品。也就是说，五四运动这个重大历史题材，在舞台艺术创作上还是一个有待开垦的“处女地”。若能把五四运动史实搬上舞台，不管艺术表现如何，至少在题材上是一个新的开拓。由此，我萌发了为首都大学生文艺会演创作一部正面表现五四运动的历史话剧的冲动。　　在此需要顺带说明的是，史家对五四运动有狭义与广义之分。前者指1919年5月4日以北京大学为主的北京高校学生，为抗议“巴黎和会”列强草拟通过侵害中国领土主权的不平等条款而举行的以“外争国权，内惩国贼”为口号，以“火烧赵家楼”为高潮的爱国游行示威，以及由此引发的全国各地各界民众为声援五四游行而举行的一系列罢课、罢市、罢工等爱国运动；后者指自1915年中日签订《二十一条》至1926年北伐战争时期，中国知识界和青年学生追随“德先生”（民主）与“赛先生”（科学），反思中国传统文化，探索强国革新道路而以新民主主义思潮从涌起到汇聚成社会洪流为标志的新思想新文化运动。本文所述剧本题材，当指前者所谓。　　也正是这个创作冲动，纠缠和耗费了我后来许多时日。1980年暑假，北大的同学大多回家探亲度假了，我在参加了团中央和全国学联组织的为期5天的首都大学生北戴河夏令营之后，立即回到了学校，回到了图书馆。在那个暑假里，图书馆里有关五四运动的史册，几乎被我借阅一通。　　然而，纸上得来终觉浅。书本史料虽然丰富，但要由此进入创作，却并非易事。在剧本构思过程中，我挖空心思，辗转反侧，几度陷入困境。有一天，我在中文系碰上系主任严家炎老师，不由得说起了创作中的困惑。严老师提示说，要加深对五四运动的感性认识，不妨去走访当年亲历其事的“五四老人”，听听他们的讲述和体会。　　真是“一语惊醒梦中人”！由此，我利用课余假日，开始了寻访“五四老人”之旅。一　　经多方寻查了解到，当年叱咤风云的五四人物，大多已经作古，而健在的“五四老人”，只有寥寥几人，居住在中国大陆的，只有许德珩、罗章龙、杨晦等人，都已经是耄耋之年。他们之中，许、罗二老，人在校外，感觉路途遥远，杨晦先生住在校内，可谓“近水楼台”。于是，我决定先去拜访杨晦先生。　　我给杨先生写了一封说明拜访意向的信，投放在中文系收发室的书信报架上。不久，杨先生的儿子杨铸代为收转杨先生，并回信告诉我杨先生的住址和见面时间。我按照约定时间，径直找上门去。杨铸把我领进杨先生的书房，我看见年逾八旬的杨先生头发全白了，身体癯瘦，满面皱纹，一副仙风道骨的样子，但老花镜后面的眼睛依然闪烁着睿智的光芒。　　杨先生和我握手后，让我在紧靠他身边的藤椅上坐下，然后不紧不慢地说道：“你想创作五四运动的剧本，这是个大题材，你的创作意愿很好，但不容易。你是个年轻人，要写历史剧，就更不容易了。”　　杨先生当年是北大的预科生，是参加五四运动年龄最小的一拨，也是奔走在游行队伍最前列的一拨。五四运动后期，他和陈讳谟、陈翔鹤、冯至等人成立的“沉钟社”，被鲁迅誉为“中国的最坚韧、最诚实，挣扎得最久的团体”（《〈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新中国建立后，他长期担任北大中文系主任、教授，并从事创作和翻译，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