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清新刑律》编纂过程中的立法权之争.docx

引　言 　　在晚清的制度变革中，从立法权的角度看，有两个奏折最为关键。一个是光绪二十八年二月二十三日(1902年4月1日)刘坤一、张之洞和袁世凯的《会保熟悉中西律例人员沈家本等听候简用折》，一个是光绪三十二年九月十六日(1906年1月2日)《庆亲王奕等奏厘定中央各衙门官制缮单进呈折》。前者提出“变法皆从改律入手”，使得原已式微的传统立法职权转变为国家改革的重要权力，后者提出“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并峙，各有专属”，立法权正式成为预备立宪国家三权鼎立中的一种法定权力。这种近代立法权转型的背后折射出制度的变迁和观念的转换，体现出西方学理与中国政治之间的复杂结合，聚焦为中国模式的立法权之争。本文将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