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国结婚制度的演变看国家权力的扩张.docVIP

精品文档，助力人生，欢迎关注小编！ 从中国结婚制度的演变看国家权力的扩张 摘要国家权力的扩张是一个涉及到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复杂过程，结婚制度的演变就是这样一个典型范例。本文通过对中国结婚制度从古代到当代发展过程的梳理，揭示国家权力在其中的表现，并由此得出国家权力近百年来不断扩张，而其扩张已对社会生活产生了不可逆转的重大影响的结论。 关键词婚姻登记制度国家权力 作者简介：傅若兰，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2020级本科生，国家发展研究院经济双学位2020级本科生，研究方向：国际政治专业。 中图分类号：D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0592(2020)05-132-02 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不再看重家庭、社会领域的订婚、婚礼仪式，只认结婚登记为合法婚姻的唯一要件，不经意间婚姻制度在短短六十年间的巨大变化已经显现——六十年前，大部分中国人还不知婚姻登记为何物，订婚程序和婚礼仪式才是合法婚姻的必须要件，而这也显示出社会风俗习惯与国家权力在结婚制度上的影响力地位的转换。本文将对中国结婚制度的演变进行历史的梳理，并以此为切入点分析国家权力的扩张过程。 一、中国结婚制度的演变——从古代到当代 （一）传统结婚礼仪 传统婚姻的成立包括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六礼，这一程式于周代确立，最早记载于《礼记?昏义》中。以后各代大多沿袭周礼。纳采是六礼之首礼，指男方欲与女方结亲，请媒妁往女方提亲，得到应允后，再请媒妁正式向女家纳采择之礼。第二礼问名是男方遣媒人到女家询问女方姓名，生辰八字，卜算吉凶。第三礼纳吉是男方将卜婚的吉兆通知女方，并送礼表示要订婚的礼仪。这时，结婚一事的计划正式确定。第四礼纳征，男方向女方送聘礼。男方是在納吉得知女方允婚后才可行纳征礼的，历代纳征的礼物各有定制，民间多用首饰、细帛等项为女行聘，后演变为财礼。第五礼请期，是男家派使者到女家去通知迎娶的日期，女父表示接受，最后使者返回复命。亲迎是第六礼，新郎亲自迎娶新娘回家的礼仪。至此，结婚程序完全结束。 结婚一事在中国古代完全是属于私人领域的事件，其中存在大量社会舆论的参与，如媒妁之言，大宴宾客，都是通过公开仪式获取社会舆论的承认；父权在婚姻中也起到巨大作用，一切礼仪都以家庭为单位进行，没有经过这些程序的婚姻不被承认。但是，不论是初具国家雏形的先秦时期，还是中央集权制度已高度发达的清朝，结婚程序中都难觅国家权力踪影。 （二）中华民国法律中的结婚程序 民国时期的结婚程序沿用传统结婚礼仪，但也有新式因素出现。官方在结婚程序方面有了新规定，聘礼纳征重要性大大下降，婚约订立只要有介绍人、见证人用印及亲眼见证即可生效。 在结婚制度上，法制局草案（1928年）和立法院民法起草委员会草案（1930年）采用仪式婚主义，须有公开之仪式，及两人以上之证人，不经官方机构许可即可告成立。而1915年法律编查委员会草案和1926年修订法律馆草案都仿效日本民法，采法律婚主义，规定婚姻需呈报户籍吏而生效。1930年颁布的《中华民国民法?亲属编》正式采用了仪式婚主义，婚姻法规定结婚要件有二：一为实质要件：男女当事人合意，达于法定婚龄；一为形式要件：须有公开仪式，二人以上证人。整个仪式没有国家公权力的参与和鉴定，证人也没有特别限制，只要有行为能力又愿意证明即可。 这种新式婚礼只在少数大城市现代气息较浓的家庭较为时兴，在广大的农村地区影响很小。虽然婚姻受到国家法律的承认和保护，但单看结婚制度和程序，国家公权力仍然没有介入，对结婚程序的承认仍停留在社会层面。但是，采取法律婚主义的法律编查委员会草案和修订法律馆草案已显示出类似西方“从教堂到市政厅”的发展趋势。 （三）新民主主义时期解放区对结婚制度的规定 新民主主义时期（1930到1949年），中共政权在革命及抗日根据地对结婚制度有明确规定，这些规定因时因地而异。这一时期是由仪式婚主导到法律婚主导的过渡时期。 1930年颁布的《湘赣苏区婚姻条例》及1930年《闽西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婚姻法》均规定，结婚须经区以上的登记。1931年公布实行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婚姻条例》第八条规定：“男女结婚须同到乡苏维埃或城市苏维埃举行登记，领取结婚证。废除聘金、聘礼及嫁妆。”1949年7月山东省人民政府公布的《修正山东省婚姻暂行条例》第六条规定：“男女结婚，须同到结婚所在地之区（乡、镇）政府举行登记，登记后即成立夫妻关系，废除聘金、聘礼、妆奁等陋习。”以上的各项根据地法规条例均规定结婚登记是婚姻有效的必需要件。这是对仪式婚主义的根本变革。 传统婚礼习俗及仪式婚主义仍有遗存。晋察冀边区第一届参议会1943年颁布的《晋察冀边区婚姻条例》规定：“结婚应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