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庆隆：辞书编纂六十年.docVIP

精品文档，助力人生，欢迎关注小编！ 刘庆隆：辞书编纂六十年 新中国成立至今，发行量最大、社会影响很广的两部辞书是《新华字典》和《现代汉语词典》，前者累计10个版次，发行4亿册；后者累计5个版本，发行4000多万册。这个辉煌业绩是几代语言学者、辞书工作者孜孜、薪火相传取得的。有这么一位八十多岁的老人，他从这两部辞书一开编就参加，至今仍然工作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的岗位上，他就是刘庆隆先生。 刘庆隆先生1924年8月出生于河北献县的一个农民家庭。8岁上私塾，卢沟桥事变后私塾解散，辍学在家。1940年献县天主教会创办慕华中学，刘庆隆在那里读完了初中，后到天津工商学院附中读高中，直至毕业。1946年经人介绍到北京由献县天主教会举办的辞书机构(天主教会因传教的需要，举办华语学校，编写词典，这个辞书机构曾把《康熙字典》翻译成法文，编写了《华拉小词典》等辞书)，编写《意海》(语文类典，仿照法国有关词典，按义编排)，从此与辞书事业结下不解之缘。新中国成立以后，百废俱兴。1950年，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编审局设立了一个编纂辞书的直属机构——新华辞书社。1951年初，刘庆隆经中国大辞典编纂处主任黎锦熙先生介绍进入新华辞书社，参加《新华字典》的编写工作。当时新华辞书社包括资料、行政人员在内一共才十几个人，主编是魏建功先生。经过两年多的努力，《新华字典》音序本出版，这是中国第一本用白话文注释举例的字典，在编排体例和汉字的字形、注音、释义等方面都有突出的成就，至今仍是我国小型语文工具书的范本。 1956年2月国务院发布《关于推广普通话的指示》，责成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即今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编写一部以规范现代汉语、推广普通话为宗旨的中型词典，为此，新华辞书社、中国大辞典编纂处的编辑人员及全部资料一并转到语言研究所，与语言所部分人员一起成立了词典编辑室，刘庆隆随新华辞书社转入，从此投入《现代汉语词典》的草创工作。在主编吕叔湘先生的领导下，他们用了一年半的时间收集资料，最终收集了70多万张卡片。在编写过程中，刘庆隆先生在语文组工作，主要编写语文条目，同时负责调度组的工作。 1960年印出“试印本”征求意见。1961年丁声树先生继任主编，经过修改，1965年又印出“试用本”送审稿。1973年内部发行，1978年正式出版。《现代汉语词典》是我国规范现代汉语使用和推广普通话历程中最重要的一部工具书。1980年刘庆隆担任词典编辑室副主任，主持了《倒序现代汉语词典》的编写，参加了《现代汉语小词典》、《现代汉语词典补编》等的编写。1988年退休，同年返聘，参加了《现代汉语词典》的历次修订工作。 《新华字典》1962年、1965年、1998年、2020年由语言所负责修订，刘先生参加了语言所负责的《新华字典》历次修订工作。 正是先后几十年的辞书编纂实践的经验积累，使刘先生对辞书编纂流程和编纂工艺非常熟悉，对汉字字形、读音的演变及其规范了然于胸。他生活俭朴，工作勤奋，有着超强的记忆力，特别对《新华字典》、《现代汉语词典》各个版本的修订内容及其修订原因记忆犹新，往往能够脱口而出，是一位名副其实的“活字典”。 刘庆隆先生不仅有着丰富的编纂实践，而且在辞书理论的建设上不断注意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他说：“不论哪一个环节，都经常碰到一些问题，不进行研究，是做不好辞书编写工作的。过去常常强调编写任务紧，把编写工作跟研究工作对立起来，挤掉了研究工作，结果走了弯路，时间并没有少用，而编写的条目质量不高。”在烦琐的编写工作之余，他陆续发表了几十篇研究论文，内容涉及语文辞书编写修订的各个方面和环节。下面分别介绍主要观点： 一、语文辞书编写修订的各个方面 审音 凡是广大群众所通用的字音，虽不合乎传统读音，也应照注，不要再拘泥旧反切。比如“脸”，居奄切，现在读ｌｉǎｎ，据旧反切应读为ｊｉǎｎ，演出旧戏曲时，有的还说ｌｉǎｎ，现在的字词典里都注为lｉǎｎ，这是合适的。其他如“期”读ｑī，“捞”读ｌāｏ，“猫”读ｍāｏ，“危”读ｗēｉ等，都不必再按照传统的读音改为阳平。采取从今的原则，还要作全面考查，即从这个字的全部用法和组成的词语来考查。如“木樨”，《国语辞典》注ｍùｘū，照顾“木樨肉”、“木樨饭”一类用法，而“木犀”注ｍùｘī，并注明“亦作木樨”，作为植物名称。从“木樨肉”等词语来看，可以注ｍùｘū，大家确实这么说，有的菜谱上就写作“木须肉”。但这样读音就变复杂了，不利于推广。《现代汉语词典》只注ｍùｘī一音。 人名、地名的注音，采取“名从主人”的原则，只限于方言地区人名、地名独用的特殊读音，对于那些跟普通话读音有整齐对应规律的读音则不在此列。如山东乐陵、北乐亭的“乐”，本地人说时跟快乐的“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