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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自清笔下的鲁迅 　　是现代著名家，所作《》《荷塘月色》等文长期被收入海峡两岸中学语文教科书。1936年10月19日在上海逝世，朱自清好友沈雁冰、郑振铎、叶圣陶、夏丏尊等都曾文追悼，但一直未见朱自清的纪念文字。他俩之间其实是有些文字交的，编《中国新大系》时，鲁迅主编《二集》，朱自清主编《诗集》，即为代表性的一例。以朱自清为人之忠厚，与鲁迅又从无过节，他怎么会毫无表示呢? 　　这个长期令人困惑的疑问终于在最近找到了圆满的答案。1936年11月1日天津《益世报》刊出“追悼鲁迅先生专页”，专页首篇就是署名“佩弦”也即朱自清的《鲁迅先生会见记》。此文虽不到千字，却颇有意思，也颇具史料价值，因此，照录如下： 　　和鲁迅先生只见过三面，现在写这篇短文作纪念。 　　第一次记得在十三年的夏天，我从白马湖到上海。有一天听郑振铎先生说，鲁迅先生到上海了。文学研究会想请他吃饭，叫我也去。我很高兴能会见这位《呐喊》的作者。那是晚上，有两桌客。自己因为不大说话，便和叶圣陶先生等坐在下一桌上;上一桌鲁迅先生外，有郑振铎、沈雁冰、胡愈之、夏丏尊诸位先生。他们谈得很起劲，我们这桌也谈得很起劲——因此却没有听到鲁迅先生谈的话。那晚他穿一件白色纺绸长衫，平头，多日未剪，长而干，和常见的像片一样。脸方方的，似乎有点青，没有一些表情，大约是饱经人生的苦辛而归于冷静了罢。看了他的脸，好象重读一篇《〈呐喊〉序》。席散后，胡愈之、夏丏尊几位到他旅馆去。到了他住室，他将长衫脱下，随手在床上。丏尊先生和他是在浙江时老朋友，心肠最好，爱管别人闲事;看见长衫放在床上，觉得不是地方，便和他说，这儿有衣钩，你可以把长衫挂起来。他没理会。过一会，丏尊先生又和他说，他却答道，长衫不一定要挂起来的。丏尊先生第二天告诉我，觉得鲁迅先生这人很有趣的。丏尊先生又告诉我，鲁迅先生在浙江时，抽烟最多，差不多不离口，晚上总要深夜才睡。还有，周予同先生在北平师大时，听过他讲中国小说史，讲得神采奕奕，特别是西王母的。这也是席散后谈起的。 　　后两回会见，都在北平宫门口西三条他宅里，那时他北来看老太太的病。我们想请他讲演一次，所以去了两回。第一回他大约刚起来，在抽着水烟。谈了不多一会我就走了。他只说有个书铺要他将近来文字集起来出版叫《二心集》，问北平看到没有。我说好象卖起来有点不便似的。他说，这部书是卖了版权的。再一回看他，恰好他去师大讲演去了，朱夫人说就快回来了，我便等着。一会儿，果然回来了，鲁迅先生在前，还有T先生和三四位青年。我问讲的是什么，他说随便讲讲;第二天看报才知道是“穿皮鞋的人与穿草鞋的人”。(原题记不清了，大意如此。)他说没工夫给我们讲演了;我和他同T先生各谈了几句话，告辞。他送到门口，我问他几时再到北平来，他说不一定，也许明年春天。但是他从此就没有来，我们现在也再见不到他了。 　　朱自清说的不错，他与鲁迅一共只见过三次。查鲁迅日记，时间分别为1926年8月30日、1932年11月24日和27日。只不过他把第一次见面时间民国“十五年”误记作“十三年”了。首次见面往往印象最为深刻，《鲁迅先生会见记》的追忆也以首次最为详细，正可与鲁迅日记互证。当时鲁迅应厦门大学之聘，从北京南下途经上海，而朱自清也正好过沪北上。是日鲁迅日记是这样记载的：“下午得郑振铎柬招饮……晚至消闲别墅夜饭，座中有刘大白、夏丏尊、陈望道、沈雁冰、郑振铎、胡愈之、朱自清、叶圣陶、王伯祥、周予同、章雪村、刘勋宇、刘叔琴及三弟。夜大白、丏尊、望道、雪村来寓谈。”在沪文学研究会骨干几乎全都到场了，真是一次重要的聚会。与朱自清的回忆对照，可知当时席设两桌，主桌有鲁迅和发起者郑振铎等，朱自清则在另一桌，以至未能听到鲁迅“谈得很起劲”的谈话而略感遗憾。席终人散，去鲁迅所住旅馆继续畅谈的是刘大白、夏丏尊、陈望道、章雪村四人，胡愈之并不在内，朱自清记错了。但事后由夏丏尊转述的鲁迅脱下的纺绸长衫该不该搁在床上的细节，朱自清的描述确实生动。夏丏尊的《鲁迅翁杂忆》(1936年11月《文学》第七卷第五期)对此也有所提及，称鲁迅与他在杭州浙江两级师范学堂共事时一直穿“一件廉价的羽纱——当时叫洋官纱——长衫”，“这洋官衫在我记忆里很深”，这次见面吃饭，“他着的依旧是洋官纱”，“老朋友握手以后，不禁提出‘洋官纱’的话来”。而接下来更有趣的“洋官纱”的挂与不挂，就只有朱自清的记载了。 　　正如朱自清所述，他后两次在北平拜访鲁迅，都与邀请鲁迅到清华大学演讲有关。当时朱自清已出任清华大学中文系主任，恰值鲁迅北上省亲，北平各高校争相邀请鲁迅演讲，朱自清当然不甘示弱，亲自出马恳请。鲁迅日记的相关记载是，1932年11月24日，“上午朱自清来，约赴清华讲演，即谢绝”。11月27日，“下午静农来。朱自清来”。朱自清两次努力均未果，未免沮丧，虽然此文中未明显流露，但他的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