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汉语课程内容体系与教材改革刍议.docVIP

精品文档，助力人生，欢迎关注小编！ 古代汉语课程内容体系与教材改革刍议 [摘 要]在当前教育改革环境中，古代汉语课程的改革首先要实现教学目的的合理调整，并根据调整后的目的构建合理的内容体系，编写合适的教材。当前的古代汉语课程内容体系和教材主要有王本的“三结合”体系，洪本以通论为纲的通论、文选（常用词）二维体系和蒋本通论和文选并重的二维体系。这几种教材和各种教材的内容体系，都有一定的优点，但也都有各自的不足，需要进一步完善。在今后的课改实践中，应重视教材的目的性和针对性，构建与目的高度一致、弹性和针对性辩证统一的内容体系。 [关键词]古代汉语；课程体系；教材改革 [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712（20XX）22-0008-05 [基金项目]本研究为湖南文理学院芙蓉学院课题“地方院校古代汉语课程教学模式创新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沈红宇（1979—），女，湖南长沙人，湖南文理学院文史学院教师，研究方向：汉语史、方言与音韵。 古代汉语是汉语言文学专业的一门语言类必修主干课程，在整个专业知识结构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作为一门课程，它自成结构体系，是大学教育中的微观体系，与“根据学校制定的培养目的而设计的课程整体”这一宏观“课程体系”[1]不同，但宏观课程体系需要微观课程体系的支撑和实现。所以，探讨一门课程的内容体系有着宏观体系不可替代的价值。 一、教学目的、内容体系与教材的关系 一门课程的开设，须先有明确的教学目的，然后有为之服务、与之相适应的内容体系，而教材则是实现教学目的、构建内容体系，进行教学的最重要的载体。“学习古代汉语，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内容和方法”[2]，这是由不同时期的教学目的和与之适应的内容体系所决定的。 解放初期，我国师范院校及综合性大学的相关专业相继开设了古代汉语课程，但其教学内容五花八门，“有的是当作历代文选来教，有的是当作文言语法来教，有的把它讲成文字、音韵、训诂，有的把它讲成汉语史”[3]。这种不按学科本身及学生实际需要，而以教师的爱好和所长为中心进行教学的现象，与其说“目的要求是不一致的”[3]，不如说是对该课程的目的要求还没有清晰的认识，更不用谈建立与目的相适应的课程内容体系并编写与之配套的教材。 二、基于不同目的建立的课程内容体系和与之配套的教材 （一）以文选为纲的文选、常用词、通论“三结合”体系 20世纪50年代末，以北大为首的高校明确了古代汉语课程“培养学生阅读古书的能力”的教学目的，提出了“既有感性知识，又有理性知识”，“把文选的阅读与文言语法、文字、音韵、训诂等理性知识密切结合起来”的课程要求。[3]在该目的导向下，王力先生主编了《古代汉语》（以下简称“王本”）教材，首创文选、常用词、通论“三结合”的内容体系。 明确了“三结合”，还需明确如何结合。王本确定的原则是，“以文选为纲”，“不仅要照顾纵的方面的系统性，即三者本身特别是文选的系统性，而且要照顾横的方面的系统性，即三者之间结合上的系统性。在常用词和通论的纵的方面系统性显得不够的地方，常常是为了照顾横的方面的系统性和文选的纵的方面的系统性”[7]。可见该体系特别强调通过文选来获得感性认识，安排了大量的文选作品，共264篇。对于通论，王本的定位并非系统性的理论，而只是必须掌握的基础知识。 王本的内容体系在当时追求扎实的基本功，在有足够的课时作保障的人才培养目标、体制下，是非常完善的，也得到了广泛的认同，影响深远。在过去几十年里，大多数高校采用这套教材，之后新编的教材也大多维持这个基本框架格局没变，只是作了些改进。如郭锡良先生《古代汉语》虽以词义分析为自己的特色，但仍坚持了“三结合”体例。 然而十几年来，随着高校教育改革的发展，汉语言文学专业为适应社会发展需要，新开设了不少现代课程，而这些新课程的开设是以传统基础课程的数目和教学时数一再削减为代价的。当今，大多数院校的古代汉语课时锐减，让“三结合”体系下的教学任务难以完成，常常顾此失彼。教师在讲授时通常会删除某些内容不讲，以完成教学进度。但是这种削足适履的方法使古汉语教学陷入一种尴尬的境地。 （二）以通论为纲的通论、文选（常用词）体系 在课时量锐减的教改环境中，以文选为纲的内容体系很难使学生获得较为全面的基础理论知识。内容体系需要调整或改进。洪波先生的《立体化古代汉语教程》（以下简称“洪本”）便打破了原“三结合”体系，以通论为纲，根据通论知识选择文选，在文选的练习题中体现常用词。常用词已退居于文选的下位体系，所以该教材是通论、文选（常用词）的二维体系。 因为常用词的意义，特别是古今不同的意义，经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