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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广播事业孕育期的红色中华新闻台考索 【摘要】界定中央苏区红色中华新闻台在人民广播事业发展中的历史地位，探究当时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红色中华新闻台的定位、工作内容以及是否开展口语广播业务，对于研究中国新闻史、中国广播史、中国播音史、无线电史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史都具有重要的意义。通过实地考察，寻找当年亲历红色中华新闻台的见证人;查阅档案，阅读文史资料;专题采访，访谈专家学者，对红色中华新闻台的相关问题进行考证。 【关键词】江西苏区;红色中华新闻台;口语广播 长期以来，延安是中国人民广播事业的发源地，延安新华广播电台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前身的说法一直流行。1980年12月，中共中央宣传部批准以1940年12月30日（延安新华广播电台诞生日）为中国人民广播创建纪念日。此后，每逢五或十的重要周年，国家广播电影电视部（现改为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改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各地广播电台都会组织各种纪念活动。但是，江西瑞金红色收藏家、研究者严帆同志在20XX年出版的《中央苏区新闻出版印刷发行史》一书中延续了他20XX年率先发表的观点：“苏区时期创办的红色中华新闻台，是我国最早的红色广播电台机构，也是新中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前身。”20XX年版的江西广播电视年鉴收录江西广播电视局的《调研报告》，其中称“江西瑞金是人民广播事业的发源地，在瑞金创建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红色中华新闻台是延安新华广播电台的前身”。20XX年10月，红色中华新闻台旧址及陈列馆（简称“陈列馆”）揭幕开展。 20XX年，庞亮在其《关于人民广播事业发源于江西苏区说之商榷》文章中提出与严帆不同的观点：“作为红中社一部分的红色中华新闻台，其传播工具是发报机，传播内容是文字广播，传播符号是需要根据电码本译出的电码。如果拍发的信息电码是密码，也只限于党的秘密机关和少数单位可以抄收。”他说，说红色中华新闻台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前身过于勉强。他认为只有延安新华广播电台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前身，延安是中国人民广播事业的起源地。 针对双方的不同说法，笔者认为，以严帆为代表的“红色中华新闻台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前身，江西瑞金是人民广播事业的发源地”的说法有失严谨;以庞亮为代表的反对观点也缺乏考证。争论的关键点在于红色中华新闻台是否开展口语广播业务（包括有线广播和无线广播）。如果明晰当时红色中华新闻台广播业务的情况，就可以从传播主体、传播内容、传播对象、传播范围和传播效果几个方面判断红色中华新闻台是否是媒介意义上的广播电台，从而界定红色中华新闻台在人民广播事业中的历史地位。面对争论，带着疑问，笔者调查研究，考察旧址、查阅档案、對相关文史资料进行分析、寻找当年亲历新闻台的见证人、访问相关研究者，对目前掌握的证据进行考证，得出结论：“人民广播事业在江西苏区孕育、萌芽，红色中华新闻台（简称‘红中台’）存在的这段历史，是人民广播事业的孕育期。” 一、红色中华新闻台的由来、定位和工作内容 （一）红色中华新闻台的由来和定位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红色中华新闻台，是在工农红军无线电通讯的基础上建立和发展起来的。当时中央苏区的主要任务是对国民党作战，红军部队对于电台十分渴望，如能获得电台，在军事上将大有帮助。红军在第一次反“围剿”中，于1930年12月30日在龙岗战役中大获全胜，缴获敌人一部半电台（两部收报机，两个充电机和一部发报机）。接下来的第二次和第三次反“围剿”战斗的胜利，让红军先后又缴获了功率一百瓦的电台（当时最大的电台，其他电台一般都是十五瓦）和许多新的无线电装备。从此，红军总部与各军之间，中央苏区与其他苏区之间，上海党中央（白区）和中央苏区都先后建立了无线电联络。“红色无线电通讯网的形成，为红色中华新闻社的新闻广播，提供了物质基础。”[1] 对于红色中华新闻台的定位可以从以下两则消息中得到答案。《红色中华》报第177期刊登了一则消息《后方无线电技术人员对前方各电队挑战》，其中有这样的内容：“军委、中央局、中央政府、红中新闻台，四电台工作人员决定自四月至七月每人节省津贴费三分之一，充作革命战争经费，预计四个月可达一千元。”[2]此消息说明，红色中华新闻台存在，并且它和军委、中央局、中央政府的电台一样，是独立的机构。《红色中华》报第213期第3版刊发了一组红色中华新闻社的消息：“本社工作人员对于收集被单供给红军的号召，表现出了极大的热忱。自从国民经济部的通知发到本社后，本社的列宁室马上就动员起来了，经过宣传鼓动后，立即集中了六条（本社工作人员连新闻台在内才十二人），另外还有棉衣三件，单衣一件。现在仍在动员中，不久还会有些成绩。”[3]在此消息中，也提到红色中华新闻台，它的人员是属于红色中华通讯社（简称“红中社”）之内，但是口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