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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丽丝·莱辛：请勿奢谈男文学、女文学 康慨 七十年前，多丽丝·莱辛就是个叛逆的现代女人。这样的女人放在今天也并不会显得落伍。她性格里和作品中的挑衅性与不妥协性，仍然激励着千千万万的年轻女性，去寻找真正的自我，发现自己的声音、自己的房间和自己的世界。 英国作家多丽丝·莱辛的短篇小说集《到十九号房间去》刚刚在中国出版。我们刚好借这个机会，回顾一下她的文学道路和男女观念。 一个女人去十九号房 莱辛勤奋多产，生前出版著作达六七十部，而1950年代以后在中国出版的，少说也有三十种。她的短篇小说虽不像长篇那么有名，但也有很高的水准。收在《到十九号房间去》里、与书名同题的一篇便备受关注，译本颇多。 小说描写广告画师苏珊嫁给报社编辑马休，搬进大宅，不再工作，生下一儿一女，又添一对龙凤胎，从此过着幸福的生活。两口子小心呵护着婚姻，却渐渐感到乏味。丈夫的一次外遇算是少有的微澜。等到双胞胎终于也上学去了，苏珊总算有了属于自己的几个钟头。“首先，我花了我十二年成年的时光工作，过着我自己的生活。然后，我结婚了，从我怀孕的那一刻起，我就把自己，可以这么说，把自己签给了别人。签给了孩子们。十二年来没有一刻我是独自一人，没有一刻属于我自己。所以现在，我得学会重新做自己。就是这么回事。” 她在大房子的顶楼给自己争取到一个属于自己的房间，连保洁阿姨都不能入内，但她也很少进去，因为那里让她感觉比待在卧室更像囚禁。即便如此，在孩子们接连不断的入侵下，这里很快也变成全家人共用了。于是，她继续“梦想着有一个房间，或者是一个地方，在哪儿都行，她可以到那儿去坐坐，独自一人，谁也不知道她在哪儿”。 她到邻镇找了一家小旅馆，租了一个又旧又脏的房间，每周三次，朝十晚五，到这儿享受一番孤独，尽管只是坐在扶手椅上，或是站起来看着窗外。十九号房在她心目中变得比家还要亲近。可她没有自己的收入，每个星期得跟丈夫讨五英镑，拿去作房钱。自己在外面本就有情人的丈夫，当然起了疑心，雇用侦探，到处打听妻子并不存在的情夫。苏珊感到灵魂失去了最后的庇护，只剩下一具无用的躯壳。她选择了不活。 在弗吉尼娅·伍尔夫看来，知识女性的自由需要两个必要条件，一个是五百英镑的年收入，另一个就是一间自己的房间。这个房间在哪儿呢？想必是在这女人的家里。所以到了莱辛，家里的这个房间已经不够了。因为虽然有了房间，可她还是没能摆脱她的家庭。她必须要走出家门，到十九号房去。可这也是不够的。至少她仍然缺少伍尔夫所说的另一个必要条件：独立的、可以自行支配的收入。 对这个故事有多种解读，但作者自己承认，她从来没弄明白苏珊想要什么。不过，“这个故事不仅仅是来自于我内心的某个隐秘之处，”莱辛说，“也来自于我们那个时代很多女性的隐秘之处，否则就不会受到她们的青睐。” 两个女人单独待在一套住宅里 “两个女人单独待在伦敦的一套住宅里。”这便是《金色笔记》那个有名的开篇。 还是女人，还是房间。安娜和摩莉是新时代的“自由女性”，敢于抛弃反动、堕落和无能的男人，带着孩子单身在外谋生，更敢于独立思考，做出生活和政治上的决断。倘若我们以60年前的标准来看，她们绝对称得上站在时代前列，如摩莉所说：“我下过决心，要做一个完完全全的新女性。” 摩莉就像安娜的另一个自我，安娜才是这部厚达700页小说的主人公。为了从混乱的状态中理出头绪，她记录了四本笔记，以黑、红、黄、蓝四种颜色区别，分别涉及她在非洲的生活，参与共产主义活动的政治经历，她为更好地理解自己而虚构出的另一个自我，以及记载梦想、日常生活和男女关系的个人日记，最后整合为“金色”的第五本笔记，其中充满了文学女性在面对创作瓶颈时的内心苦斗，亦关乎爱情、性解放、母爱和政治。小说也以这四本笔记的反复出现和交叠结构全书，展现出安娜的内心冲突、思想痛苦和多重人格。她自视为“自由女性”，以此作为每一部分的开篇和结尾，指解放了的、对男性更多责备而不愿再容忍下去的新一代女性，尽管从她的言行来看，所谓的“自由女性”不无反讽。 《金色笔记》是莱辛最著名，也是最重要的作品。1962年在英国出版时，正值战后西方女权运动的初潮，此书亦被视为女权运动的圣经。莱辛本人却不想被简单定性，因而始终拒绝这一标签。 走出“思想包” 一部《金色笔记》，有人看到女权，有人看到政治，有人看到月经。 20XX年10月，莱辛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时，英国《卫报》写道：“今年的大熱门菲利普·罗斯，一位十分多产，争议不断，以描写手淫、政治和男性神经官能症闻名的文坛著名老大爷，败给了一匹大黑马，一位十分多产，争议不断，以描写月经、政治和女性神经官能症闻名的文坛著名老太太。”莱辛则说：“我认为，在《金色笔记》之前，月经从未在小说中出现过，而在《金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