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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动荡形势看后苏联空间国家转型之难 杨进 近期，欧洲东部的白俄罗斯和中亚的吉尔吉斯斯坦出现剧烈政治动荡，位于南高加索地区的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发生了严重的军事冲突。后苏联空间国家的新动向看似偶然，但细细观察，则不难发现某些规律。这是多种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也充分体现了相关国家的转型之难。 政治转型进程中的制度与非制度性难题 纵观后苏联空间国家，它们有一个共同特点，即都是冷战结束后获得主权独立并走向综合转型的国家。这种转型既包含政治，也包含经济、社会和文化等诸多方面，是主权国家的全面构建。只是这一历史进程异常复杂，各个国家在转型中面临的问题既有相同之处又有不同之处，呈现出来的矛盾和冲突也各有特点。 后苏联空间国家在上世纪90年代初普遍放弃了苏联政治体制，转而学习欧美政治模式，采取了多党制、三权分立、普遍选举和新闻监督等基本制度。从理论上说，各国走上全新国家道路并无可厚非。问题在于，这些国家的全面转轨几乎是在一夜之间发生的，各国新的政治体制是否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各国社会内部不同政治力量消长所形成的权力结构变动与新体制间的关系是否能随时调适，都是巨大未知，而这些未知恰恰是各国形势时常陷入不确定状态的关键。 例如，卢卡申科在白俄罗斯1994年至20XX年的五次总统选举中均顺利当选，应该说这与他较好的政绩和社會评价有关。卢卡申科打造的强总统、弱议会、小政府政治模式，在独立初期对稳定社会并推进稳妥的经济社会改革发挥了积极作用。在其领导下，白俄罗斯是后苏联空间国家中最早摆脱经济危机实现全面复苏的国家。相比后苏联空间其他国家，白民众享有更好的社会福利。不过，世易时移，当今年8月白第六届总统选举来临时，卢卡申科依然按照传统思维行事，却忽略了白社会的新变化，尤其忽略了疫情冲击下民众求变求新的心理以及上世纪90年代初转轨后出生的年轻一代白俄罗斯人的想法。因此，大选结果一公布，白便爆发了全国性示威游行。目前，在俄罗斯支持下，白政局似有稳定迹象，但是从社会情绪的巨大变化看，未来是否还会有变数现在还很难预测。 又如吉尔吉斯斯坦，该国在独立后不到30年的时间内已经发生了三次“革命”。这些“革命”均是从法律框架外、以街头运动的方式对现政权进行颠覆。吉与白在政治结构上存在很大区别，吉的政治光谱更加复杂。吉长期被西方称为中亚“民主岛”，被认为是所谓中亚最民主的国家。但该国政党林立，党派纷争始终是国家政治生活中的核心内容。各党派并无固定或者成系统的党纲，一些党派的高级成员甚至可以随时更换党派。“赢者通吃”的政治潜规则往往导致选举失败方或失去权力者被彻底边缘化甚至必须依靠流亡国外获得生存空间。此外，南北方政治人物轮流坐庄的传统也有悖于现代政治伦理。也就是说，吉所构建的现代政治体制与其历史固有的、包含众多非现代性的政治文化传统还没有完成磨合，更未完成传统政治文化的现代性更新。这意味着，新政治体制与传统政治文化的非制度因素还将并存，并在转型进程中以“革命”方式释放，从而获得新的调适。 事实上，类似情形在后苏联空间国家中并非个例。这表明，这些国家的现代政治体制从构建到良性运转并非易事，其必须在复杂运行中不断克服一系列非制度性弊端，在政治更新中不断矫正，才能克服“水土不服”的难题。 大国博弈边缘地带国家的困境 “边缘地带”理论认为，欧亚大陆的边缘地带位于大陆心脏地带和海洋之间，是大国地缘争夺的核心地带。包括中亚、南高加索以及后苏联空间的其他国家，如白俄罗斯、乌克兰等即处于这种地带。它们位于世界大国或政治集团的连接处，在地缘上具有极高战略价值，因此成为大国竞争的热门地区。大国竞争一方面给这些国家带来经济发展的某些利益，另一方面又使得这些国家成为大国博弈的“筹码”，不仅给它们带来安全困境，甚至也妨碍着其对转型道路的自由选择。 20XX年10月10日至11日，独联体国家首脑会议在土库曼斯坦首都阿什哈巴德举行。 大国博弈对边缘地带国家安全带来的影响，近期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在纳卡地区的冲突就是一例。阿亚两国围绕纳卡地区的主权争端由来已久，甚至可以追溯到19世纪或更早。历史上，俄罗斯帝国、奥斯曼帝国和波斯等在南高加索地区进行过激烈争夺，纳卡地区的居民成分乃至宗教信仰都有过重大变化，其归属也一直处于变动之中。到了苏联时期，为对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两大民族进行有效控制，苏联推行“平衡政策”，并以矛盾“调解者”身份控制局面。这为阿亚独立后发生冲突甚至战争埋下隐患。 如果说1992年至1994年纳卡战争因阿塞拜疆人民阵线政权的反俄立场导致俄支持亚美尼亚，从而使阿丢掉了纳卡及周边七个地区实际控制权的话，那么本次纳卡冲突中新的大国博弈态势则再次改变了南高加索地区的地缘政治格局，也使阿赢得了主动权。从老阿利耶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