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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兄弟》的解读 一、巴赫金的启示：民间传统与怪诞现实主义 《兄弟》发表后，引起了评论界的激烈争论。这场争论是自发而起的，没有来自外部的非学术压力，其见解的对立，主要是来自审美观念，而不是思想意识，尽管其背后仍然牵涉一系列对当下社会的价值评判，但更为主要的，则表现为文学审美领域的自我审视与自我清理。所以，围绕着这部小说而发生的是一场美学上的讨论。美学的讨论为了解决美学上的问题。 为此，我重读了巴赫金的《拉伯雷的创作与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民间文化》。这部论著的许多论述，仿佛就是针对我关于《兄弟》的疑惑而发的。巴赫金这样论述拉伯雷：“由于这种民间性，拉伯雷的作品才有着特殊的非文学性，也就是说，他的众多形象不符合自16世纪末迄今一切占统治地位的文学标准和规范，无论它们的内容有过什么变化。拉伯雷远远超过莎士比亚或塞万提斯，因为他们只是不符合较为狭隘的古典标准而已，拉伯雷的形象固有某种特殊的、原则性的和无法遏制的非官方性：任何教条主义、任何专横性、任何片面的严肃性都不可能与拉伯雷的形象共融，这些形象与一切完成性和稳定性、一切狭隘的严肃性、与思想和世界观领域里的一切现成性和确定性都是相敌对的。”他进而指出，欧洲文艺复兴以来，有两种现实主义艺术在发展，一种是描述日常生活世界的主流现实主义，还有一种就是起源于民间诙谐文化的怪诞现实主义。后者是“一种不断生长、无穷无尽、不可消除、富裕充足、承担一切的生活的物质因素，永远欢笑、黜废一切又更新一切的因素。” 这种怪诞现实主义的传统自文艺复兴以后逐渐被主流的现实主义传统所遮蔽，自浪漫主义运动以后，它通常是以残片的形态，隐藏和闪烁在各种民间文本里。 当我读着这些论述时，我眼前活跃着的李光头的影像渐渐清楚起来了，这个集人类各种恶习于一身的时代宠儿，一个粗俗不堪的暴发户、混世魔王，仔细想来并不令人厌恶，反而在读者群里受到欢迎。因为这个人物的形象集中反映了当下社会的某种集体无意识。我们似乎找不到恰如其分的语词来把握他和分析他，有关这个人物的全部叙事，都是与自“五四”新文学以来的审美传统相拧相反，与我们习以为常的文学教养和欣赏口味反其道而行之，让人感到自尊受到了挑战。《兄弟》成为当代美学主流趣味的另类，我们无论是要把握这个人物还是这部小说，都有一个自我摆脱的过程，即从我们既有的文学标准和审美习惯中摆脱出来，从我们自以为是的文学传统中摆脱出来。这也就是巴赫金在论述怪诞现实主义时说到的一个基本特点：降低，自我降低。 巴赫金在强调这个概念时，概括了它的定义：把一切高级的、精神性的、理想的和抽象的东西转移到整个不可分割的物质—肉体层面、大地层面和身体层面。其更为清楚的表述是：在精神与物质、天与地、上半身与下半身等艺术因素之间，怪诞现实主义的艺术形象是取后者的立场。显然这不仅仅是某种局部的审美口味逃逸出美学常规的藩篱，也不像巴赫金所描绘的莎士比亚和塞万提斯那样，仅仅在古典趣味上的偏离，这是一种较大层面较为彻底的降格，降低到被主流审美趣味所遮蔽的民间文学传统基础之上，降低到以怪诞为主要特征的现实主义基础之上。我们今天所面对的中国当代文学的民间审美形态，与欧洲中世纪民间传统有很大的不同，但是我们在借鉴拉伯雷的民间文学传统时，同样能注意到，我们自“五四”新文学以来，基本的美学标准是来自西方文艺复兴以后逐渐上升为主流文化的欧洲资产阶级的文学趣味，以及前苏联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文学趣味和20世纪西方现代主义的先锋文学趣味。这样一些审美标准制约了“五四”新文学的启蒙精神与启蒙叙事。在知识者为制高点的启蒙叙事里，民间形象是以苦难来反衬知识者的人道关怀；以愚昧麻木来反衬知识者的先知先觉；以群体的盲目蠢动反衬知识者的独立和孤行。启蒙与降低，正是两种潜在对立的审美走向，他们所面对的民间文化形态的阐释，是不一样的。 余华从80年代先锋文學的代表性作家到90年代开拓民间价值立场，其创作的每一步发展都是对自己前一阶段创作的变相的继承，他继承了批判性的文学内在核心，却改变了审美的外在形态。他朝着民间文化形态一步步地深入地走下去。他的先锋性很强的小说的主要成就，是对“文革”时代的残酷精神与反人性的痛切揭示，这是当代其他先锋作家根本不能企及的现实关怀与思想高度；同样，他的民间性很强的小说，在温情故事的外在形式下依然包裹着与现实处境不相容的反思立场，而不是一般的小人物的故事。余华的创作走了一条与现实环境切切相关的道路。这是余华创作最可贵的地方，纵观他的创作历程，凡是他稍微离开现实环境的尝试，都是不成功的，但他总是能够凭着艺术敏感及时调整过来，回到现实的大地之上。《兄弟》是当代的一部奇书，对余华来说，似乎也是意想不到的从天而降的创作奇迹。余华在后记里说了一句：叙述统治了我的写作。这种“统治”使他把小说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