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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斯里兰卡的视角考察斯中关系 虽然写作是自然与人类结合的产物，但是个性化只存在于作家的概念世界里。它的基本目的在于理解世界及其面临的挑战。另一方面，作家坚持不懈地将自然界、其他人和物种概念化。因此，我们可以认为，写作是创造知识和提升能力的一次重大尝试。由于这些原因，从阿尔塔米拉洞穴到网络空间领域，在这漫长的岁月长河中，写作已逐渐发展成熟。换言之，这段旅途是一个全体性的旅途，它以丰富多彩的手法将形形色色的人类个体展现出来。总体而言，在写作上，全球化和个性化的分化已经缩小。所以，在全球化背景下，当一位个性化的作家试图把他/她的思想和复杂关系述诸笔端，这种写作就成为或转化为一种全球化的行为。 作为一方面经受痛苦、孤独、挫败，另一方面又享受欢欣、胜利和光荣的个体，作家把它们转化为诗、小故事、小说或者他/她创作的其他叙述形式。在写作时发生的转化过程中，个人挣扎变成了全体性的挣扎。中国与南亚，也就是斯里兰卡的所在地，在几个世纪以来都有不间断的往来。这些联系发展了我们在文化、经济、农业、科技和宗教上的关系。在5世纪，博学多闻的僧人法显将本体论知识传到斯里兰卡，他对佛教的深刻理解和对游历探险的广泛探索，给我们留下了深远的影响。 首先我们谈谈儿童文学，在孩提时代，这些故事影响和提高了我们的想象力和创造力。中国和斯里兰卡的联系始于丝绸之路的海运发展与中国的纸和墨发明，这种联系极大地影响了儿童文学的发展。因此，共性从个性之中应运而生。另一方面，共性保护个性并拓展个性的范围。这取决于作者的分析深度和对当代社会问题的描写。 首先，我和同时代的小说家在年纪很小的时候就受到了中国的儿童文学影响。在20世纪70年代末，有人送我由位于北京的中国外文出版社出版的《小鸭和小鸡》《狼先生的聚会》《骄傲的将军》和《金斧子》这几本书。直至今日，我对这些故事的细节和插图还是记忆犹新。在这些书中，我尤其记得《小鸭和小鸡》书里面的插画，真是栩栩如生、色彩缤纷。故事通过双方（小鸭与小鸡）的对话，探索了两种不同的群体/民族的共性，也探索了它们各自的个性，传达给我们民族和谐共存的信息。这种信息并不是以说教的形式，而是在自然和环境的条件下，通过突出不同物种所特有的优势而传达的。这里我想说的一点就是，这本书的僧伽罗语译本巧妙得当，由著名诗人阿瑞亚旺沙·帕蒂拉贾翻译完成。下一个我想起的是《狼先生的聚会》，由梅音插画，本书以简短的句子讲述了一只狼、一只熊和一只狐狸的聚会。这本书揭示了谎言、猜疑和不信任如何分离各物种和民族，打破了人们一般将狐狸刻画为贪婪和狡猾形象的套路。下个故事《骄傲的将军》是则寓言，告诉人们骄傲如何导致毁灭。这个故事很幽默，插画很能激发想象力，而故事自身也具有诗歌般的韵律。我想谈的另一个故事是《金斧子》，它与我国的一个故事相呼应。故事探讨了诚实这一道德准则。智叟的形象受到人们普遍喜爱。特别重要的是，这个故事是当时在北京僧伽罗广播服务公司工作的陈新米于1986年翻译完成。 除此之外，在这一时期，许多中国的儿童书籍被翻译成僧伽罗语，它们为给孩子展开一幅真实可信的现实画卷，也给我们带来了欢乐，又不至于让我们陷入逃避主义的框架。它们拓宽了我们的思想观和世界观，展现了人性的多面，展现了山川湖海、森林植被的自然之美。直到现在，这些故事仍然能净化我们的心灵，因为创作这些故事的作家和艺术家对孩子的心理十分了解，深知丰富的形象对孩子（和成人）的心灵会有多么积极的影响。 之后，在我的青少年时期，中国的民间文学引起了我的注意。有一本这样的书被译为英文，它是一套以桂林山脉为背景创作的故事，标题是《象鼻山》，由中国北京外文出版社出版。书中有个“相思河”的故事，以瑰丽的想象把自然和现实糅合一起。故事讲的是两个村落，分别坐落在发源于维诺山的一条小河的两岸。由于小河并没有很多水，两个村落总是与对方争夺仅有的水源。故事中的戏剧性事件是，有两个孩子（此岸的女孩和彼岸的男孩）都是敌对村落首领的子女，他们竟然坠入了爱河。他们强烈的爱情未能得到别人一点同情，在故事的高潮部分，二人各自抱守岸边，哭诉着被迫分离的悲伤。讽刺的是，小河使两人分离，两人流下的眼泪却将小河填满，然后连续的哭声渐弱，两人的肉身腐烂。最后，尽管这对情侣遭受了悲剧，涨满的河水却给敌对的村落带来和平。时至今日，人们仍在纪念这对做出巨大牺牲的情人。这本《象鼻山》里还有近期拍摄的相思河从山上流下的照片。从文学的角度来看，当代的短篇小说中也有通过水、泪等象征手法描述爱情的类似情节，我国的小说家阿瑞亚旺沙·阿贝赛卡拉也采用过这一手法。 另一方面，史诗般的古典小说《西游记》无疑对著名作家西蒙·纳瓦加特加马、马哈加马·赛卡拉、阿吉斯·泰拉卡森纳、苏尼尔·查亚维拉、阿瑞亚旺沙·阿贝赛卡拉和伊娃·阿娜维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