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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现“亚鲁王”：一项社会记忆的他者建构 摘 要： 《亚鲁王》是社会不同人群在西部方言区苗族英雄祖先“亚鲁”记忆基础上建构出来的一部英雄史诗。其建构过程表明：社会记忆不是主体自在自为的事件，记忆可以面向他者，经由国家、知识精英和社会团体等外界他者的生产和消费，使社会记忆得以超越族群或民族国家的边界而持存于全人类共同体的社会生活中。可见，他者对社会记忆的建构具有重要意义，社会记忆内含他者并呈现他者性。 关键词： 麻山苗族；亚鲁王；社会记忆；社会建构；他者 中图分类号： C9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621X（20XX）03-0134-08 记忆研究从心理学转向社会学的发展脉络，呈现出特有的学科倾向：从关注个体性记忆装置到关注社会性记忆机制。然而，不管是在心理学研究阶段，还是社会学研究层面，两者在研究视域上似乎存在相同盲点——选择性漠视记忆形成过程中的“他者”，以致未能解释社会记忆的差异和异化问题。事实上，凝聚于社会或各次级社会群体的记忆是一种相当多元的综合体，它不仅是历史、文化传统、政治话语等力量形塑的产物，还是社会不同行动主体能动性建构的结果。因此，社会记忆与不同他者的互动关系尚待更多关注和考量。有鉴于此，本文以苗族英雄史诗《亚鲁王》的重现过程为例，探讨他者如何建构记忆的机制与逻辑。需要说明的是，本文中的“他者”，与人类学民族学研究视阈中“文明与野蛮”“中心与边缘”等对立图示下的“主位”“局内人”等他者概念略有不同，它属于一个非我的概念，泛指除亚鲁记忆主体（苗族人）以外的国家、知识精英和社会团体等记忆客体。 一、社会如何记忆及其理论视角 “社会如何记忆”是社会记忆理论关注的重要议题，它在不同的社会文化背景下呈现出不同的建构路径。比如，莫里斯·哈布瓦赫（Maurice Hal bwachs）认为，记忆不是孤立的心理过程，而是一种立足现在对过去的社会性建构。这种社会建构通常在社会交往中才能获得，并且只有通过社会才能进行回忆、识别和对记忆加以定位[1]。可见，社会交往是集体记忆得以形塑和运行的关键。但哈布瓦赫所谓的社会框架乃是一个局限在于家庭、宗教群体、社会阶级等“和谐统一体”，以致他的理论忽略了社会交往中的他者，没有很好地回答记忆的差异性问题。事实上，与哈氏心目中“和谐统一体”相对应，凝聚于社会或各次级社会群体的记忆是一个相当多元的复杂综合体，社会记忆总是在自我与他者的商议中不断地被集体所创造、修正与遗忘[2]418。但遗憾的是，哈布瓦赫对此没有予以重视。 如果说哈布瓦赫仅关注同质社群之集体记忆的话，保罗·康纳顿（Paul Connerton）则将焦点指向记忆建构的身体维度。在康纳顿看来，“虽然哈布瓦赫把集体记忆的概念作为自己的研究中心，却不明白关于过去的意象以及对过去的记忆知识，是或多或少地由仪式操演来传达和维持的”[3]3。并且“在纪念仪式（commemmorative ceremonies）中，我们的身体以自己的风格重演过去形象，也可以借助继续表演某些技艺动作的能力，完全有效地保存过去。换言之，在习惯记忆里，过去积淀在身体之中”[3]90。这意味着，社会记忆似乎只有置于“纪念仪式” 当中且通过“身体实践”（bodily practices）才能得到保持和传递。纪念仪式使社群具有集体认同感，身体实践则把习惯和认知结合起来，使操演者形成记忆习惯，使群体共同记忆的东西具有说服力和持久力。事实上，仪式参与者受身体机能、代际交流鸿沟等因素的影响，对社会记忆的体验和理解有限。因此，社会记忆被保存，除仪式操演者身体实践外，还包含很多外来他者的建构，彰显他者的能动意识。但康氏却把记忆建构视为仪式参与者（主体性的）“自在”的事件，从而陷入主体性认识论的漩涡，无法看到他者在社会记忆建构过程中的重要性。 扬·阿斯曼（Jan Assmann）试图修正主体性认知论所带来的缺憾，认为哈布瓦赫仅仅指出了记忆的社会框架及其与他人的交往，但是这里还需要一个文化的基础。那么这个“文化”是什么？人的意识、语言、人格、社会环境和私人生活都属于此类。很显然，阿斯曼所理解的“文化”乃是一个较于传统概念，指涉更为宽泛的定义。人类集体的记忆正是依靠文化体系的“凝聚性结构”① ① 阿斯曼认为，每个文化体系都存在着一种凝聚性结构，其包括两个层面：在时间层面上，它把过去和现在连接在一起，其方式便是把过去的重要时间和对它们的回忆以某一形式固定和保存下来并不断使其重现以获得现实意义；在社会层面上，它包含了共同的价值体系和行为准则，而这些对所有成员都具有约束力的东西又是从对共同的过去的记忆和回忆中剥离出来，这种凝聚性结构是一个文化体系最基本的结构之一，它的产生和维护，便是“文化记忆”的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