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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生态补偿法治化路径探究 摘 要：党的十九大明确提出要建立市场化、多元化生态补偿机制。为实现这一战略目标，就要以法律来规范和调整与生态补偿相关的各种社会关系，运用法治化办法清晰界定生态资源的产权，明确生态补偿主体和受偿主体的权利和义务。本文梳理了生态补偿法治化的理论逻辑，分析了我国生态补偿法治化建设进程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相应的破解之策，希冀能对生态补偿机制的构建有所帮助。 关 键 词：生态正义;生态补偿;生态补偿法治化 中图分类号：D922.6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8207（2020）05-0030-06 收稿日期：2020-01-23 作者简介：郝栋（1983—），男，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副教授，哲学博士，研究方向为生态文明理论及实践。 基金项目：本文系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青年课题“关于对生态贡献保护区建立有效合理补偿机制问题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从党的十九大明确“我们要建设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既要创造更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也要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到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坚持和完善生態文明制度体系，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文明建设总要求，强调要“实行最严格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全面建立资源高效利用制度、健全生态保护和修复制度、严明生态环境保护责任制度”，充分体现了我们党对生态文明建设的高度重视和战略谋划，彰显了坚持和完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的重要意义。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在生态环境保护上一定要算大账、算长远账、算整体账、算综合账，把生态补偿纳入制度化、法治化轨道已成为当前生态文明建设面临的重大课题。 一、生态补偿法治化的理论逻辑 正义是人类道德文明体系中的基本原则，也是贯穿于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运行准则。罗尔斯认为正义是社会的第一美德，是由人类组成的社会所独有的社会制度的运行规则。随着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不断提升，人的活动给自然界带来的影响尤其是负面影响不断累积，自然是否具有权利、是否是道德主体、是否是公正对象等观点不断被提出，正义的对象从人类向更广范围的自然界扩展，从正义到生态正义的观点逐渐形成并成为生态学和政治学、法学相互交叉的热门话题。 生态正义，既表现为非人类中心主义对传统人类中心本位平等理论批判态度下所提出的关于环境和新型平等理念的总态度，也表现为将已有的多种社会平等正义理念与对环境的关怀相联系的态度。[1]关于生态正义的立论目前主要包括道德规范的生态正义、分配正义的生态正义和生产性正义的生态正义三种。道德规范的生态正义是从伦理学的道德主体论出发来论证自然界具有道德主体资格，从而天然地享有正义;分配正义的生态正义是从资源是自然界所有主体（包括人）都必须平等占有和利用的角度来论证自然界享有正义，这有利于相关制度的设计和操作;生产性正义是生态社会主义学者对资本主义话语体系下的分配主义的批判性建构，是超越了资产阶级局限性更广泛的制度层面上的探索。由此看来，生态正义的落脚点其实就是自然资源的分配和使用资格问题。“自然界，就它自身而言不是人的身体，是人的无机的身体。人靠自然界生活”。[2]自然界在演化，人类文明在发展，都需要进行物质能量交换（即资源的分配和使用），当然也要承担相应的义务。生态正义“不是聚焦于惩罚和其替代性上，它的焦点在于，在所有那些因与环境相关的政策与行为而被影响者之间，利益与负担是如何分配的。”[3]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提出了分配正义与矫正正义这一组概念，“一类是表现于荣誉、钱物或其他可分析的共同财富的分配上（这些东西一个人可能分到同等的或不同等的一份）的公正。另一类则是在私人交易中起矫正作用的公正。”[4]亚里士多德关注的是正义规则与财产权的联系，他认为由于社会制度之间存在着差异，分配正义未必能够实现，更不可能通过一次分配就实现，因此需要通过对分配主义实行矫正来实现正义的目标。自然资源的占有和使用存在着不同的差异和不公，因此需要通过矫正来实现生态正义，而这种矫正尤其是人际分配正义矫正的最重要方式就是生态补偿。 生态补偿是以实现环境资源的公平分配与使用为目的，将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利用协调统一，以经济手段为主调节相关者利益关系，促进补偿活动、调动生态保护积极性的各种规则、激励和协调的制度安排。换言之，生态补偿就是把人类生产活动的外部化成本内化的一种方式，也是调节生态不公的一种最具效率和效果的机制。制度经济学和福利经济学为生态补偿制度的建立提供了价值工具，生态正义则为生态补偿提供了机制基础。对于生态补偿制度的理解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