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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渭南方言研究概述 [基金项目] 本文是陕西省教育厅和渭南师范学院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课题编号分别是20XXJK092和09YKS015。 渭南方言即渭南地区方言，其范围包括临渭区、韩城、华阴、华县、大荔、潼关、澄城、合阳、富平、蒲城、白水。渭南方言隶属于关中方言，关中方言是汉族语言中一支很古老的方言，它有三千多年的历史，在汉语发展史上长期占有重要的地位，对中华民族的语言和文化产生过重大影响。渭南方言文化积淀深厚，是研究渭南民俗、文化、历史等学科的重要资料。目前，学术界关于渭南方言的研究主要分为三种情况：第一，把渭南方言作为关中方言甚或陕西方言研究的一部分。第二，独立的渭南方言研究。第三，把渭南方言与文化结合起来进行研究。 处于附属地位的渭南方言研究 渭南地处陕西关中东部，对关中方言或陕西方言的研究，不可能跳过渭南方言。涉及渭南方言的关中方言或陕西方言研究主要包括四部分内容，一是语音，二是词汇，三是方言分区，四是语法。语音方面，最早可追溯到白涤洲的《关中方音调查报告》，它是20世纪早期调查研究关中方言的权威著作。白涤洲调查了关中42个县50个点的方言，其中包括渭南、华阴、华县等地方言，为研究关中方言的演变提供了丰富的材料。但是《报告》只调查了语音概况，没有词汇、语法的调查内容。继白涤洲之后，值得一提的是杨春霖、薛生民、张富昕的《陕西方音概况》，于1960年由陕西省教育厅内部铅印出版，《概况》反映了陕西全省各县方言语音特点，为当时人们学习普通话提供了依据。文革时期，语言研究出现了中断，上世纪80年代以后，陆续出现了一些有影响的文章，如孙立新的《关中方言说略》（《方言》1997年第2期），全面描写了关中方言语音、词汇、语法的共同特征。张维佳《关中方言鼻尾韵的演化模式》（《语言研究》，20XX年第4期）指出，关中方言鼻尾韵演化模式有合流、弱化、分流三种。演变出鼻音型、元音鼻化音型、元音型等类型。邢向东《关中方言例外上声字探究》（《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XX年第2期）一文涉及合阳、韩城方言。 词汇方面，着眼于考据，或者考证本字，如任克《关中方言词语考释》（西安地图出版社，1995年）、孙立新《关中方言本字考》（陕西日报，1998年5月12日）。或者考证词语的历史来源，以孙立新《陕西方言纵横谈》（华夏文化出版社，20XX年）为代表。或者为词汇专题研究，如孙立新的《元杂剧中的陕西方言词语》（《当代戏剧》，1998年第6期）、《关中方言的特征词》（《西安联合大学学报》，20XX年第3期）。或者考证词语的音义等，通过古今联系，从而使读者更准确、更深入地了解词义，同时也可以纠正对某些词的误释。例如杨春霖《关中方言词语考》（《陕西日报》，1984年12月至1985年元月）、郭芹纳《关中方言词语考释》（《陕西师范大学学报》，1988年第1期）、刘百顺《关中方言词语考》（《西北大学学报》，1994年第04期）、佐藤孝、杨春霖《关中方言漫议》（《西北大学学报》1996年第4期）、朱正义《关中方言古词论稿》（上海古籍出版社，20XX年）。以上论著中都有关于渭南方言的内容，尤其是《关中方言古词语论稿》。《论稿》考释了见于古代文献而又仍然通行于现代关中方言的200余条语词的词义、读音、用法等，因为朱正义先生是渭南地区华县人，因此这些词语多是华县、渭南的乡村土语，读音则全依渭南话的语音。 方言分区也是方言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杨春霖《陕西方言内部分区概说》（《西北大学学报》，1986年第4期）把陕西方言分为陕北晋语、关中方言、陕南方言。关中方言根据前后鼻韵尾相混的程度分为“东府话”和“西府话”，东府话即渭南地区方言。邢向东《陕西省的关中方言》（《方言》，20XX年第4期）指出，韩城、大荔、合阳属于中原官话的汾河片解州小片，渭南、蒲城、白水、华阴、华县、澄城、富平、潼关属关中片。 语法方面，很少有人问津，值得一提的是张展华《略说关中方言形容词》（《人文杂志》，1980年第04期）和孙立新《关中方言代词研究》（三秦出版社，20XX年），前者介绍了关中方言形式多样、别具韵味的形容词。后者注意进行对比研究，注意有关代词语音历史层次的研究，注意代词合音、减音等音变现象的研究；既注重共性的东西，又注意个性的东西，是区域性方言代词研究做得最好的。[1]3 综上所述，渭南方言研究处于附属地位，零碎、不成系统，而且呈现不平衡性，给予语音、词汇关注多，语法方面关注少。 独立的渭南方言研究 独立的渭南方言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以后，主要研究成果有：第一，进一步对渭南各县点方言进行细致的调查和描写，编写渭南各县点方言志。1982年6月，在国务院的指示下，陕西省第一轮地方志编写工作展开，方言志也列入编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