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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01-15 发布于四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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缘何性格多变又媚事威权山西人经历太多的荣辱与惊吓
因为“学不优”,因为自然条件,因为山西独特的地理渊源,是不是可以造就商业劲旅晋商了呢?
答案是否定的。因为具备同样这类资源的不仅仅是山西。
这些尚不足以造就“晋商”。在山西人成为强劲晋商的时候,最为重要的是因素,便是山西人的性格。
山西出的历史名人不少,即使到了近代,也是名人辈出。最有名的还是关云长。关云长是中国人“忠”的模范代表,被历代皇帝册封为“关帝”,比岳飞的爵位“岳王”要高一个档次,山西解州“关帝庙”的规模也比“岳王庙”的规格大出一块。关云长的“忠”的程度,的确没人可比,曹操给他高官厚禄、骏马美女,都留不住他,非要去找他那个落魄的刘备大哥。
虽然关云长是千余年前的古人,但关云长的性格还是可以作为山西人性格的代表,这就是“忠厚老实”。山西诗人王维的作品风格纯朴,和“俄罗斯”出身的李白之浪漫风格实有天壤之别。现代的山西名人也都是“忠厚老实”的代表人物。山西历史上尽出忠臣,却很少出奸臣。中国历代的“汉奸排行榜”中,似乎没有几个山西人,这大概也是山西人“忠厚老实”的缘故吧。
忠厚老实,在古代的中国,则就是将仁、义、礼、智、信作为做人和做事的基本准则,提倡“见利思义”,不仅诚信待客,而且仁义律己,以顾客为中心构筑起贸易的金字塔。中国传统文化认为,关公是信义之神,因此,晋商最尊崇关公。他们不仅在店铺和家中供奉关公,而且在各地的晋商会馆中都为关公修殿、供奉。其目的就是请这位“神威广大”的神灵,日夜监督他们的全部商业交往活动甚至精神世界,杜绝违背信义的事情发生;同时在关公的保佑下,使商业旺盛、财源广进。因此,晋商的成功与诚信仁义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于是乎,我们看到驰骋四海的晋商,讲诚信,走天下。这也许就是现在许多人之所以热衷探讨晋商的一个潜在原因之一。因为,现代的中国商业社会,这方面是最为匮乏也最为珍贵的。回头望过去,我们发现,原来曾经有人做的是如此之好。于是,面对故纸堆,我们便深度挖掘。现在晋商热,大概这是核心问题之一。
言归正传。晋人的性格是什么?或者说,问题在于,山西人这种性格的背后是什么?
性格是个性的核心,是一个人最鲜明、最重要的区别于他人的个性心理特征,是人对周围现实的一种相对稳定的态度及与之相适应的习惯了的行为方式。一个人性格的形成往往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同时一个人的性格特征往往又具有多面性和复杂性。于是,我们耳熟能详的有关性格的谚语、格言拈手即来: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的“人的性格,就是他的命运”,印度的“习惯决定性格,性格决定命运”……
一般说来,个体性格的形成受遗传、家庭、学校的影响较大,而群体性格的形成则由于受地理环境的影响较大而具有明显的地域性。俗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就是这个道理。
林语堂先生在《吾国吾民》一书中把中国人的性格总结为八点:老成敦厚,遇事忍耐,消极避世,超脱老滑,和平主义,知足常乐,幽默诙谐,因循守旧。鲁迅则通过小说《狂人日记》、《阿Q正传》对中国人的民族性和劣根性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批判,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柏杨在《丑陋的中国人》中则把一些中国人讥之为“酱缸蛆”。
这是中国人的普遍性格,这种性格无疑在山西人身上也体现得淋漓尽致。
那么,山西人的性格特色是什么呢?
程人乾先生在《山西文学》杂志上面曾经以《山西人性格的文学解读》为题,分析了文学背后隐藏的山西人的性格,在诸多评论山西、研究山西人的作品中属上乘。
他在文章中这样写道:古人云:诗言志。诗歌是人的情感宣泄和志向表达的绝佳形式,也是性格的集中体现。 山西人性格中豪爽与细致的双重性,在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中就依稀看到踪影。《诗经》中收入了“魏风”多篇。当时的“魏”就在山西南部,“魏风”就是山西南部的民歌。
“魏风”中有两首传诵至今的名篇《伐檀》和《硕鼠》。前者以一名砍伐檀木的劳动者口吻,在“河水清且涟猗”的环境里,在伐檀的间歇,对“不稼不穑”、“不狩不猎”的奴隶主过着不劳而获的奢侈生活提出了严厉责问和尖锐讽刺。责问表达了山西人敢怒敢言的豪爽之气,讽刺则表现了山西人细致幽默之情,读来十分传神。后者则以一个饱受残酷剥削,无法在原地生活的农民身份,传达了要逃离当地另觅“乐土”的思想情绪。他把压榨农民,吃他“黍”、“麦”、“苗”的奴隶主称之为“硕鼠”,形象生动而深刻。这说明,山西人即使在艰难困顿的生存状态下,既有强烈的反抗性,又有丰富的想像力,融豪爽与细致为一体。
唐代,是中国诗歌的全盛时期。其中最能代表山西人性格双重性的是王维。“征蓬出汉塞,归雁入胡天。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气势磅礴,而他的山水田园诗秀美隽永,飘逸雅致,如“万壑树参天,千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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