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藤周作的“灵柩之书”.docxVIP

远藤周作的“灵柩之书” 就世界范围来考察，身为基督徒的作家并不鲜见;而将视野放在缺乏基督教文化传统的亚洲国家，同时符合“基督徒”和“作家”这两个条件的则为数并不多。如果再将场域缩小至日本这一具体国度，那么，同时满足这两个条件，又能够产生丰硕的创作成绩，且影响力不仅在日本本土，还远播到欧美基督教文化国家中并产生了巨大影响、引起了广泛关注的作家，远藤周作无疑是最杰出的代表。 与生活在传统基督教国家中的作家不同，远藤周作的宗教信仰并不是他所处社会的主流信仰。对前者来说，基督教文化传统带来的宗教观、宗教思维模式是融化在血液中的，如同母语。反观远藤周作对基督教的认知轨迹，则是贯穿在他自12岁受洗直到去世前夕的整个生命过程;同样的，远藤的文学创作实践也几乎与此如影随形，时空长达五十多年。可以说，远藤的宗教观始终是在动态发展的，是经过了不断丰富、发现、否定和重塑之后最终定型的，其创作在远藤宗教观的不同进程阶段，也呈现出不同的状态和特点。总的来说，远藤宗教观和创作实践，有着强烈的“互文”特质。远藤对于宗教的思考和论题，总是通过评论、对谈、书信等形式提出，在一段时间的打磨提纯之后，内化为笔下涌动的文字，以一个个文学形象的成功塑造来诠释和再现这些思考和议题。每当作品问世、并引起广泛的关注和评论后，远藤也主动地以接受采访、撰写文章、文学对谈等方式，对已发表的作品进行回顾和再思考，得出新的论题，成为之后的创作方向。 远藤一生著作等身，从评论出道，以小说为主，散文、随笔、书信、评论、戏剧等众多文学门类都有涉猎，且多有重要作品。《沉默》与《深河》是远藤去世前钦点的两本“灵柩之书”，可以看出远藤本人对这两本书的偏爱。这里针对《沉默》一书，分析远藤宗教观对其创作的具体影响，以及互文特质在其中的鲜明呈现。 《沉默》作为远藤宗教观的阶段性总结，主要体现出了两方面的思考：基督教信仰之于日本究竟为何，基督教信徒在日本究竟为何。前者主要涉及到基督教文化与日本文化的深刻差异性，后者则主要集中在日本基督徒的心灵和生活状态上。用远藤在1959年的一篇文章中的话来说： 大多数日本人对基督教抱有无法亲近的距离感，这是为什么？那是因为日本的基督教中西方的气息太浓，日本人不能接受。日本大多数知识分子对基督教敬而远之，这是为什么？因为日本的基督教与他们致力钻研的课题没有交集。 创作《沉默》之前，远藤就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并以散文、评论的形式有过较为理论性的概括和阐述。对日本切支丹时代基督徒的思考和研究，也是远藤持续多年的关注领域。《沉默》开始创作之前，远藤刚刚经历了一次长达近三年的病床生活，在无力继续创作的时期，远藤大量阅读和积累有关切支丹时代的各种著作，这对计划中的《沉默》影响甚巨。 远藤自己在短篇小说集《哀歌》的后记中说： 从某个时期开始我决定花费三至四年的时间创作一部长篇纯文学作品。这三、四年时间对我而言是为长篇小说作准备的充电期，同时我决定采取一种方法即通过撰写一些短篇来构思长篇小说。起初决定采取这种方法是在漫长的病床生活结束之后，当时我想把在生病期间思考的素材用于长篇的创作。 生病期间我刻苦学习了切支丹时代的相关知识，……出院后我便奔赴长崎，观摩了踏板，在心中勾勒出《沉默》的轮廓。为了使这部长篇结构更加稳固，我便首先撰写一些短篇小说。就如同围绕在太阳周边的行星一般，这些短篇的集合体便是《哀歌》。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很多有价值的信息。首先，远藤对待《沉默》的创作是非常慎重和积极的，他列出了详细的创作计划，进行了大量的阅读和实地考察;其次，远藤还设计了具体的创作方案，即用一组短篇小说的写作为《沉默》预热，对长篇的结构、人物、思想进行前期的铺垫和准备。 1962年病愈出院之后，远藤待身体条件达到了投入创作的要求，便开始了计划中的创作。正如后来他在文章中所说的那样，远藤并没有急于动笔开始写作《沉默》，而是有计划地完成了连载小说《我抛弃的女人》，散文集《宗教与文学》，连载小说《留学》，短篇小说集《哀歌》等一系列作品。 在散文集《宗教与文学》中，可以看到远藤用散文、随笔的手法阐释他对基督教文化和文学创作的理解，这些观点在《沉默》中都得到了更为文学性的表达。《留学》是远藤周作对三年法国留学生活的文学总结，表明了与西方基督教文化告别的态度，也是他对西方基督教文化一次总的评定，其结论是：西方的基督教文化如果不进行本土化的改变和重塑，在日本就很难立足。而短篇小说集《哀歌》中塑造的人物、情节、对白等，几乎可以看做是《沉默》的预演。比如其中一篇小说《云仙》里，设置了一个名为“吉次郎”的弃教者形象。吉次郎性格怯懦，在强权压力下很快就放弃了信仰，但他面对勇于殉教的信徒受刑之际，心中又是充满了难以名状的痛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