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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学昭文学创作中性别意识的觉醒 摘要：“五四”运动使一批新女性走上文学舞台，她们在男权社会语境下，自我独立意识不断觉醒，并以自己的歌喉呼唤长期受压抑的女性走出樊笼。作为新文学第一代女作家，陈学昭肩负起历史和时代所赋予的责任，以淡泊、宁静的心态面对曲折的人生之旅，在对独立、自尊的坚守中，将旷达的气质和欲语还休的情韵融为一体，表现出对女性人生的深切关注和时代愿景的强烈认同，唱响了女性从荒原到涅槃的破茧蝶化、浴火重生的最强音。 关键词：陈学昭；文学创作；性别意识；觉醒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723X(20XX)02-0091-04 陈学昭（1906-1991），原名陈淑英、陈淑章，中共党员。曾参加浅草社、语丝社等文学团体，1927年赴法国留学，兼任天津《大公报》驻欧特派记者，上海《生活周报》特约撰稿人，1935年获法国克莱蒙大学文学博士学位，回国后历任延安《解放日报》副刊编辑，中央党校四部文化教员，《东北日报》副刊编辑，浙江大学教授，浙江省文联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浙江分会名誉主席。1921年开始发表作品。一生共著有长篇小说４部、短篇小说１部、散文集６部、诗集１部、翻译小说、童话和回忆录等６部。其早期作品以散文为主，弘扬个性，追求自由与独立，整体风格上从容温婉、细腻缠绵而略带感伤和迷惘，后期由于政治影响和个人经历和性格影响，总体风格趋于诚实简单、朴实无华。 纵观陈学昭的创作历程，可以看出从登上文学舞台起，她就秉承解放、平等、独立的女性现代意识，以知识女性朴素的个人记忆文本，描写和表现女性的生存状态，“编织自己的故事，从某种意义上说，正体现了她们对女性自我的肯定，对文学性别审美主体个性意识的张扬”［1］，完成了自己从一个“资产阶级的、有学问、有修养的闺秀作家”到一个无产阶级革命作家的华丽转身，体现出20世纪中国女性觉醒反叛、独立自由的精神品性，赋予了中国女性文学以独特的内涵，丰富了现代女性文学的审美品格。本文将对陈学昭文学创作中性别意识的觉醒过程进行分析，望就教于大家。 一、流离不居中的荒原放歌 陈学昭出生于浙江海宁，一生几乎与20世纪同龄。从小浸润在浪漫温润的文化氛围中，其人生经历特别丰富，15岁便离家赴南通女师。“五四”潮汐退后，她常怀梦醒后无路可走的感受，在苦闷、彷徨、感伤中，用个性化的主观情怀，在自为的经验世界里，用私语化方式命名女性自我的存在，从性别的自省过渡到话语的自觉。通过写作投稿，陈学昭结识了新闻界的前辈戈公振。戈公振第一次见到这位来自海宁的年青女性时，惊讶这位有着男生写作口气的竟然是一个小姑娘。戈公振说：“你写文章的口气是男性的，原来你还是一个小姑娘。”［2］通过写作，她还结识了瞿秋白和夫人杨之华。通过爱国女校同学张琴秋的介绍，她认识了茅盾及其夫人孔德沚、鲁迅等人。她在写作和思想上深得鲁迅、周建人和茅盾的教诲。“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政治环境异常险恶，陈学昭经常受到特务跟踪，甚至拦路盘问。她决心暂时离开上海远走法国求学。靠《烟霞伴侣》和《寸草心》两本散文集的稿费作为出国的旅费，她到了法国潜心求学，刻苦钻研，成为中国第一位留法文学女博士。回国不久抗日战争爆发，陈学昭三次奔赴革命圣地延安。在解放战争时期，在战火风云中，她一直辗转在东北、华北、西北解放区。 受浙西词派“率性而为，顺从自然”思想影响，陈学昭坚持自己的个性，注重内心情感的抒发，不太在意外在环境的制约，善于用柔美的语言表现坚定的人生态度、深刻的人生哲理和严肃的社会问题。她的性格敏锐、耿直和倔强。在巴黎留学时，对于中国留学生中一些纨绔子弟沉溺于声色的行为很气愤，并把它诉诸国内新闻界。她认为作家要贴近时代和生活，就一生坚持这样做。在与家人和社会无法达成共识之时，试图以超越的姿态挑战生存的极端情境，以善良纯洁天真去处理复杂的人际关系，用内心情感的凝练裂变为表现为对意识形态的回避、反叛与消解［3］。在历史与回忆的自责中进行自我拯救，将一种无所皈依、茕茕孑立的身心感受与多重变幻的感觉整合为一段段情绪化的残片，连缀成生命的浅唱低吟。用笔思考一个青年知识女性的出路：爱情的守望与职业的前途。19岁时，陈学昭出版了第一部散文集《倦旅》，在情绪化的诗意眷恋中，用凄美的感伤和苦闷阐释着新女性的启蒙。将见闻、感受和自然万象交叠于审美和文化的双重看台上：时间旅程与心灵相系、现在与过去相融通、物与人相互流转，将曾经的执着、刻骨的情绪、求索的历程，整合为精神强化的象征。在与现实对抗的此岸怀揣着与彼岸置换分离移置和切割的梦幻，在合理生存方式与价值观的诉求中，织就成一张卷叠没有始终的时间之网，［4］交出了尘世中全部无法忍受的自由，在作品中，她四处漂泊，在紧张、焦虑和疲惫中进入一个无可避忌的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