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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党建的理论分歧与路径差异 摘 要：在理论和实践探索过程中，全国社区党建工作形成了两种具有有代表性、差异性的学术观点和两种典型的各具特色的建设模式。推进社区党的建设，巩固和维护基层党组织的领导地位，不仅要靠政治体制的宏观设计安排来体现，更重要的是要靠党内民主化改革的积极有序推进来实现。 关键词：社区党建；两种学术观点；路径差异 中图分类号：D267.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1494（20XX）05-0078-05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城市化的推进、城乡二元体制的解体和城乡的融合，城乡劳动力、资源、技术的互动不仅造成了城市管理任务的加重，而且在城镇化进程中所形成的农村人口管理的难度也超出了原有的管理体制范畴。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党和政府为应对城市管理体制改革中出现的一系列社会问题而推行的社区自治和社区党的建设，为城镇化背景下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思路。但如何有效推动农村社区党的建设，仍是当前一个亟须研究探索的重大课题。 一、关于社区党建的两种具有代表性、差异性的学术观点 无论是城市还是农村，进行社区建设和社区自治逐渐成为一种潮流，在理论界也逐步形成共识。但问题的分歧在于实行社区自治的模式以及在此基础上如何正确处理“党政”关系（实际上是党组织与社区自治组织的关系以及如何定位社区党组织的地位与作用），围绕这一问题，学术界形成了分歧十分明显的两种学术观点，即以王长江、蔡霞、高新民等为代表的“民主工具论”和以林尚立、马西恒、周鹤龄、王邦佐等为代表的“领导核心论”。这两种差异明显的学术观点都强调社区党建的战略地位，都表达了要加强社区党建的紧迫感和使命感。同时，这两种观点由于所关注社区党建试点的地域不同、视角不同，学术见解不同，所以也表达了不同的看法。“民主工具论”把四川成都市作为自己的一个观察对象。成都市在20世纪80、90年代就一直处于全国农村政治改革领跑者的位置，在被确定为“全国统筹城乡发展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后，城乡基层自治和党建融合趋势明显增强。这里的党建模式基本上是当地地方党委的自发探索，受到的条条框框限制较少，更能体现“草根民主”的色彩，以其为观察点的研究也反映了这一点。“民主工具论”主要是从政党政治的本质要求出发，从人民主权的立场去谈政党在民主政治中的地位与作用。“领导核心论”的学术研究题材主要来自上海市的社区党建。上海是社区和社区党建的首创之地，是社区党建的一个风向标，其行为受党中央高度关注，社区党建的实践很大程度上体现了党和国家的意图，党和政府主导的色彩较浓，学术研究也反映了这方面的特色。 （一）在社区党建的根本目的方面，是优先考虑强化党的领导还是服务基层民主政治，二者存在明显不同。“民主工具论”认为，政党是人民意志力量的化身，发展人民民主是党的建设的根本目的。为此，王长江认为，党既不应当包揽一切，代替人民当家作主，更不应当是国家机器本身，而应当是人民参与政治、当家作主的工具。政党在政治体制中所处的地位，决定了党的领导主要是思想政治组织上的领导[1]。适应社区发展的要求，党的工作和领导在社区建设过程中，要逐渐实现从代替人民当家作主向支持人民当家作主的转变[2]9。 “领导核心论”从政党自身的利益考量，把巩固党的执政地位作为党的建设的首要目的和任务。基于此，周鹤龄认为，社区党建提到一个战略问题，是我们党的执政基础重点的重大转移[3]4。林尚立认为，扩大党的组织力量对基层群众自治的参与，其战略目标就是使党成为基层群众自治的主导力量，从而在保证党对基层群众自治有效领导的同时，有效推进基层群众自治的健康发展[4]。社区自治应以保证基层党组织领导核心地位为前提，维护和巩固党的领导地位。党的基层组织应主动充当基层民主建设的先锋，尊重党员主体性，积极扩大党内民主；尊重群众的创造性，积极推进社会的基层民主[5]。 （二）在基层党组织功能方面，这两种观点都主张政党功能的回归，但着眼点不一样。“民主工具论”强调党组织的桥梁纽带作用。政党是发展民主政治的工具，党的领导是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手段。党组织应当恢复作为政治组织的本来面目，充当人民控制政府、监督政府的工具，充当人民与公共权力联系的桥梁。新的历史条件下对党的功能的重新定位才变成一种自觉。中共由全能党变成服务型政党，由过去更多地代替人民当家作主，转向领导和支持人民当家作主[6]。社区党建要坚持社区的自治属性和基层党组织的政治属性，领导方式要向支持、引导社区自治的方向转变，保证人民群众真正当家作主。社区和社区自治的社会性必然要求党以“领导”而非“执政”的身份去参与社会管理[7]6。 “领导核心论”则比较强调党组织的社会整合作用。林尚立认为，实行社区自治和推动社区党建的目的是改善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