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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医治疗痛风性肾病的研究进展 孙宇洁 奚然然 付书璠 郭锦晨 【摘 要】 通过查阅整理近年国内外痛风性肾病相关的文献期刊，全面了解痛风性肾病治疗的最新研究进展。目前，西医在尿液、血浆、肾组织中均发现了可能引起痛风性肾病的多种标志物，可供未来进一步探索。痛风性肾病的治疗仍缺乏特效药，以对症治疗、兼顾并发症治疗为主要原则，联合用药更能提高有效率;中医对痛风性肾病病因病机的认识较为统一，本虚标实被历代医家所认可，治疗上多分期分型论治相结合，不少医著中对痛风所引起的肾病有所论述，值得深入挖掘。 【关键词】 痛风性肾病;中西医治疗;发病机制;临床治疗;效果评估;综述 痛风性肾病（gouty nephropathy，GN）是指由于过高浓度的尿酸滞留在小管或肾间质形成结晶所致的肾脏损害。痛风在19世纪中期已被认为是慢性肾病的原因之一，在降低尿酸水平的治疗方法出现之前，痛风患者中常出现终末期肾病[1]。高尿酸血症与肾脏疾病之间的关系十分紧密，不仅是慢性肾脏疾病新发的独立危险因素，也是促进其进展的独立危险因素[2]。笔者整理了近年来中西医对于GN发病机制的认识、临床治疗及相关实验研究，综述如下。 1 发病机制 1.1 西医发病机制 现在普遍认为，GN的发病与高尿酸血症及尿酸盐结晶在体内沉积关系密切，是因为大部分患者的肾小管和肾间质中有尿酸盐结晶，尤其是在肾外髓质，然而这些晶体有时也存在于没有肾脏疾病的受试者身上。此外，许多痛风患者还同时存在高血压和血管疾病，使得有些专家认为痛风的肾损伤是由这些并发症引起，并非由尿酸本身引起，其具体发病机制尚未完全明晰，近年中外医学科研活动中发现可能对GN的发生产生影响的因子。ZHANG等[3]发现，GN患者外周血单核细胞中Nod样受体蛋白3（NLRP3）炎性小体的表达以及血浆中白细胞介素（IL）-1β和IL-18的水平较健康人、单纯痛风患者更高，鉴定出46种代谢物为潜在的血浆代谢生物标记物，这些代谢物大部分参与脂质代谢，特别是磷脂酶A2的活性和β-氧化。这些数据提示脂质代谢和NLRP3炎性小体在GN的发病中起关键作用。WU等[4]分析痛风患者、慢性肾病患者及健康人的尿液和血液样本，结果显示，痛风患者的尿调节素/肌酐比值明显低于无慢性肾病组，慢性肾病和痛风患者尿调节素/肌酐比值低于单纯痛风患者（P = 0.028）。张宁宁等[5]通过对GN大鼠模型肾组织中基质金属蛋白酶-3（MMP-3）、富含半胱氨酸蛋白61（Cyr61）分布及表达变化的记录，得出可降解肾小球基底膜的MMP-3在患病大鼠肾组织中的表达明显减弱，Cyr61作为机体抵抗纤维化的防御性蛋白，在肾损伤早期肾组织中的阳性表达增加，在肾损伤末期诱导作用减弱，代偿能力下降。这些已有的成果为未来进一步研究痛风的发病机制提供了可能。 1.2 中医病因病机 中医学虽没有“痛风性肾病”病名，但类似症状病机的疾病记载历史悠久，对于本病的研究可参考“痹证”“虚劳”“历节病”及《素问·痹论篇》中“肾痹”“胞痹”[6]。古今各医家对其病机的论述较为一致，综合而言，以脾肾亏虚为本，浊邪瘀血为标，浊邪久羁不解，聚而成毒，郁于肾络，致使气化及藏精功能失用，精气下泄。因浊邪而起，又因浊邪阻滞而愈发亏损[7]。浊邪瘀毒深入血络，沉积于关节，可导致关节肿大变形，浊邪积于肾络化为伏邪，当遇外邪引动在内伏邪或劳累体虚，正气无力固守，则伏邪发病。赵振昌[8]认为，外邪侵袭、阴阳失调、七情内伤、饮食不节等均为脏腑功能失调的致病因素，代谢产物聚集不能及时排出，从而蕴结成毒，以脾肾亏虚为本，邪毒贯穿疾病的始终。钟颖[9]认为，无论水毒、湿毒、瘀毒、热毒等，皆因脾虚失运、肾虚气化无权、水液代谢失常所致，皆可归为浊毒。在发病机制中，浊毒既是病理产物，又是导致疾病加重的重要致病因素。李培旭[10]认为，禀赋不足、过食肥甘致脾肾功能失调，失其正常运化水湿和主水之职，造成水湿停留，湿热内生，郁久化毒，聚湿为痰，湿阻血瘀，痹阻络脉;或因饮食不节，湿浊毒热内生，痹阻络脉，与瘀互结，致使湿浊中阻，胃失和降，形成本病。 2 临床治疗 2.1 西医临床治疗 目前，西医治疗本病主要应用别嘌呤醇、非布司他、丙磺舒、苯溴马隆等药物。多为对症治疗，前两类药物虽降尿酸作用较强，但长期服用有加重肾脏负担的风险，导致肾功能不全的患者使用受限;同时患者使用别嘌呤醇时易发生致命的过敏反应。非布司他为一种新的黄嘌呤氧化酶抑制剂，可明显降低血尿酸水平，同时能有效维持血尿酸浓度，诱导尿酸盐结晶逐步溶解[11]。苯溴马隆作用于肾脏近曲小管S1及S3段，强效抑制尿酸-阴离子转运蛋白1的活性，降低肾小管对尿酸的重吸收，致使尿酸大部分从尿液排出，达到降低血尿酸的目的[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