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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票据立法探析 李胜渝 中国的票据起源于唐宋时期的“飞钱”、“交子”和“贴子”，但因中国长期奉行“重农抑商”的传 统政策， 严重摧残和阻碍了商品经济的发展， 致使中国古代票据没有有利的客观经济环境而未能发展起来， 因而不可能过早地制定出票据法规。中国近代的票据立法肇始于前清末叶，它是清政府实行“新政”和大 规模变法修律的产物，至此中国开始走上了向西方学习的道路，怠至南京政府时才逐渐建立起较为完备的 近代票据法律制度。 一、中国近代票据立法的宏观考察 ( 一 ) 《志田案》。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在外国资本主义的刺激下，中国近代资本主义产生和发展起 来，国内已有各种类型的资本主义企业 570 余家，其资金总额达 6900 余万元。与此同时，清政府将重农 抑商变为工商并举，有力促进了民族工商业的发展。当清政府开始修律变法时，在工商业发展过程中因发 生诸多的商事纠纷而无法解决时，就不得不将商事立法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于是修订法律馆颁布了一系列 “振兴商务”所急需的商事法规，诸如 1903 年《奖励公司章程》， 1904 年的《商人通例》和《公司注册 试办章程》等等。这些法规虽然有利于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但因其内容较为简单，难以满足社会经济发 展的实际需要。 1908 年 10 月修订法律馆聘请日本法博士志田甲太郎共同起草商法， 1909 年《大清商律草 案》陆续脱稿，共分为总则、商行为、公司法、票据法、海商法五个部分。其中票据法草案分为三编十五 章 94 条。第一编总则，下设二章，第一章法例，第二章通则。第二编汇票分为十二章：第一章汇票之发 行及款式 ; 第二章票背签名 ; 第三章承诺 ( 承兑 ); 第四章代人承诺 ; 第五章保证 ; 第六章期满日 ; 第七章付款 ; 第八章拒绝承诺之拒绝付款之场合之请求偿还权 ; 第九章代人付款 ; 第十章副票及草票 ( 副本及膳本 ); 第十 一章汇票伪造、变造及遗失 ; 第十二章时效 ; 第三编期票，第十三章期票。因这部票据法草案是聘请日本法 学家志田甲太郎所起草的，故称为《志田案》。 由于《志田案》是在清末政局动荡，法规未备的情况下，依据《海牙票据统一条例》，并参酌德、日 两国的票据法而制定的。加之，票据法的制定纯出于一种方便市场贸易，繁荣商品经济的技术，而我国古 代法理既无先例，立法经验也十分缺乏，所能参考的仅是国外的票据法。因而，《志田案》存在的缺陷和 不足是很明显的。例如：系统紊乱结构不合理。《志田案》第十一章票据的伪造、变造和遗失 ; 第十二章 时效，均为票据所共同适用的准则，既有通则，则应将这二章规定在通则中。同时也无支票一章。在具体 内容上某些概念不清，没有区分拒绝承兑和拒绝支付，尤其是某些规定也不符合中国商场习惯。如第 94 条规定：“本法凭票付款之期票不适用”。此条规定主要是不承认无记名式 ( 即来人付式 ) 的本票。然而我 国发行的本票，实际上大多属于无记名式，如钱庄发行的本票是无记名式，并且信用卓著。因此，第 94 条的规定与我国的商情不合。 此外 《志田案》还存在着“锌漏抵触之处， 并辗转多译， 于志田原稿多出人” 的缺陷 [i] ，故《志田案》未能颁行。尽管如此，《志田案》作为清末移植西方票据法律制度的首次尝试 的产物，实为中国近代票据立法之嘴矢，在中国近代票据立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同时《志田案》引进了 发票、背书、承兑、保证、追索权等概念和制度，把这种异质文化的法律制度移植到中国，这项工作本身 是值得肯定的。因此，《志田案》的拟定，标志着中国票据立法开始走上了近代化的道路，也为中华民国 的票据立法积累了一定经验。 ( 二 ) 《共同案》。因《志田案》未能颁布，中国实业界、金融界仍没有专门票据法用以调整日趋复杂 的商事关系，为此，修订法律馆和银行工会为票据立法作了大量准备工作。在 1914 年至 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