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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伯丁年代记》探微 王晋新 关键词：《圣伯丁年代记》;普鲁登特;兰斯的辛克马尔;简妮特·尼尔森 进入加洛林时代，法兰克社会进抵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在此期间所形成的“加洛林文艺复兴”的一项突出成就就是丰富、多样的历史书写。编年史、年代记、传记、圣徒传记、史诗传奇等各种体裁的史学著述喷涌而出，展示出了那个时代的人们对过往历史、当下现实和未来愿景的种种认识。在《王室法兰克年代记》（Royal Frankish Annals）的引领下，1一批年代记前后相继，接踵问世，构成了一种独具风格且纵贯一个半世纪之久的加洛林编纂体裁和历史叙事系统。而在其中，《圣伯丁年代记》（The Annalsof St-Bertin）占据着一个独特的地位，它上承《王室法兰克年代记》，与《克桑腾年代记》（Annales Xantenses）、2《富尔达年代记》（The Annals of Fulda）3等史乘并世比肩而立，下启《圣瓦斯特年代记》（The Annals of St-Vaast），1记述了9世纪中叶前后半个多世纪加洛林王朝的各类重要史事，实为加洛林时代一部极为重要的历史文献。 然中國学界对于这部文献相对陌生，所知甚少，对其重要性更是很少有人谈及。它不仅没有出现在国内高校历史学专业讲授欧洲中世纪史的课堂上，就是在西方史学史专业领域的研究著述中也鲜有涉及。这种情形，晚近一个时期方开始有所改进。如赵立行先生在这方面做了相当深入的研究，其不同于传统观点的诸多解说评析可圈可点，颇值得关注。2有鉴于此，在20XX年所主持承担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课题“法兰克时代核心历史文献的汉译和研究”中，本人便将《圣伯丁年代记》作为主要迻译内容之一。意在通过迻译方式，将其介绍给中国学界，以期能够对西欧中古史教学有所裨益，进而加深、推进中国学界对欧洲中古历史的认知与研究。 因学识有限，功力不逮，在这部文献迻译的过程中，本人参考了许多欧美学者关于这部文献的时代背景、基本面貌、主要特征和历史影响等方面的研究著述，目的是为了对该文献所载之内容有更加充分的了解和把握，以使中文译文更加精确地贴近原作。现将本人在迻译、阅读和思考过程中的许多感受和体会呈现给读者，并敬祈方家指正。 一、该年代记之基本面貌 从涵盖时段来讲，《圣伯丁年代记》始于830年，止于882年，凡53载。以年份为单位的时间长度而论，在加洛林大年代记系列中，这部年代记所涵盖的时段既短于《王室法兰克年代记》（741—829年，凡89载），也比《富尔达年代记》（838—901年，凡64 载）稍短。但《克桑腾年代记》（832—873年，凡42载）却比《圣瓦斯特年代记》（873—899年，凡27载）和《普鲁姆的勒吉诺编年史》（The Chronicle of Regino of Prüm，870—906年，凡37载）两部文献要长一些。 从涵盖空间来看，《圣伯丁年代记》书写的空间“覆盖范围遍及整个法兰克王国，甚至超越该王国疆域，将东起君士坦丁堡，西至科尔多瓦，4南始西西里，北抵瑞典的这一广袤世界也都包括在内”。5但其关注的目光，特别是843年以后，主要集聚在西法兰克王国和秃头查理（Charles the Bald）的各种活动之上。故而有学者认为，这部文献“呈现出一种地区性的视阈倾向”，6也就是说它主要是一部关于西法兰克王国历史的编年史文献。 从篇幅长短分析，《圣伯丁年代记》比《王室法兰克年代记》、《富尔达年代记》等要丰满许多。如《王室法兰克年代记》全文仅为88页，《富尔达年代记》为127页，《克桑腾年代记》约为40页，《圣瓦斯特年代记》为42页，而《圣伯丁年代记》则为226页。1 从结构框架而论，这部文献大体上可分为3个部分。自19世纪始，西方学界便形成了一种基本共识，即830年到834年为第一部分;835年到860年为第二部分;而861年及至最终882年为第三部分。这种划分的依据是每个部分的编纂者不同。第一部分仅仅涵盖了5年时光。然究竟作者是谁？是个人独立编写，还是集体合作编撰？学界看法不一，众说纷纭，未曾得出一个为人共同认可的结论。而第二部分的作者，学界则一致认定是普鲁登特（Prudentius，？—861年）。在其编纂部分，有两个独特之处需加关注：第一，它占据这部年代记最长一个时段（25年），几占全书涵盖年份的一半;第二，在此期间，普鲁登特的个人际遇发生一次变故，即大约在843年年末，原为宫廷教堂教士的他被晋牧为特鲁瓦（Troyes）主教。2在离开宫廷赴任时，他将这部年代记也随身带往外地，继续编修。这意味着该年代记的编纂地点由宫廷迁移到了外地。860年，普鲁登特病故。从此，兰斯的辛克马尔（Hincmar of Rheims，806—882年）接管了该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