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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时代国家认同面临的挑战及其应对 摘要：互联网时代公民的国家认同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具体表现在异同感、归属感、忠诚感、理想感和立场感这五个层面的变化。在互联网时代重构公民的国家认同，需要从三个方面着手：即扩大“信息边疆”、进行网络媒体“议程设置”、建构网络秩序，实现网络的政治社会化。 关键词：互联网；国家认同；国家；政治社会化 中图分类号：D63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8-2921（2016）06-0060-05 自国家出现以来，国家认同随之产生，国家是公民國家认同的客体，国家认同是国家合法性的来源。然而互联网时代的到来，改变了传统国家的存在形式，也使国家认同的内涵发生了改变。 一、互联网时代国家认同内涵的改变 国家认同是指公民对自己所属国家的认同，主要包括异同感、归属感、忠诚感、理想感和立场感[1]五个层面的涵义。伴随着互联网的深入发展，传统意义上的国家认同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1.模糊的异同感。传统意义上的民族国家是以土地、疆域为界限的存在，公民对于“我国”“他国”界定很大程度上基于地缘。艾瑞克·霍布斯鲍姆指出：“‘我们’之所以认为我们自己是‘我们’，是因为我们与‘他们’不同。如果不存在与我们相区别的‘他们’，我们就不必称‘我们’是我们自己。‘没有外人就不存在内部人’”[2]。但是互联网时代的到来，使得传统意义上的国家地理界限在网络中被虚拟化，网络化的世界超越了地缘界限成为了真正意义上的地球村，“我们”与“他们”“我国”与“他国”的异同开始模糊。国家的边疆成了网络中的“信息边疆”，国家的划分不再依赖传统的地缘，而是按带有意识形态色彩的政治影响力而随之产生的信息辐射空间来划分。 2.归属感的缺失。作为认同，对外求异的最终目的其实在于对内求同。传统意义上国家是公民的“母亲”，公民与国家有着不可分割的“骨肉亲情”，国家是公民的情感寄托。传统社会，公民通过血缘、地缘和业缘建构起自身的社会关系，这种社会关系呈现出一种网络状的结构状态，而公民在这种网络结构的社会关系中确认相同的“我们”，在确认了彼此处于这种社会关系中之后，心理上就会产生一种亲密或熟悉的感觉[3]。但是在互联网时代，国家的实体被网络虚拟化，公民对国家情感寄托已经从血缘等传统因素中抽离；传统的社会关系网络结构被新的以志趣为基础的虚拟化的网络组织关系所取代，[1]然而这种情感的抽离及社会关系网络结构的改变导致了公民对于国家归属感的缺失。 3.批判的忠诚感。国家为公民提供归属感，进而公民表达对国家的热爱、奉献和效忠。这种忠诚感使得公民愿意为国家的繁荣富强、社会的文明和谐贡献自己的力量，甚至愿意在国家危难当头的时候奉献生命。在战争年代，这种忠诚感表现在为保家卫国而浴血奋战；在和平建设年代，这种忠诚感表现为在国家发展中的建设性参与；在新世纪，这种忠诚感逐渐转变为对国家的批判，即“批判性忠诚”。互联网时代的到来，这种“批判性忠诚”被网络放大、扩散，尤为表现在对政府的批判上，例如腐败现象以及国家、政府对腐败的打击应对，在网络这一传播媒介的影响下，公民会对政府持批判的态度，进而影响其对国家的认同。麦金太尔就认为，公民对自己祖国的忠诚是无条件的，然而对执政的政党、政府、领导人及其维持运作的国家机器的忠诚则是有条件的，执政党、政府、领导人为了维护自身合法性就必须通过建设和发展国家来换取公民对其的长期支持。 4.理想感的质疑。国家认同是公民对国家的认同，所以公民对国家存在期待，或者说公民所期待的国家是“理想化的国家”。然而后发展国家在现代化的进程中必然会受到西方民主国家的冲击，尤其表现在其意识形态的渗透上。以美国为例，自由、平等、民主等信念是美国的执政理念，这些“美国信念的政治理念一直是国民认同的基础”[4]。在互联网时代，随着西方意识形态对网络的渗透，发展中国家的公民开始以西方民主国家自由、平等、民主的政治理念为标杆来衡量所属国家的国家建设，公民期待中的“理想化的国家”要实现西方政治理念下的自由、平等和民主。于是，网络中关于国家政治制度体系的顶层设计与机构设置出现了来自各界的质疑、甚至批判的声音。 5.立场感的混淆。归属并忠诚于所属国家体现着一种选择、代表一种立场。选择的是所属国家背后的价值取向及文化传统，代表的是对于这种价值取向及文化传统的支持。这种立场感决定了一个国家看问题的角度、参与国际社会的姿态、寻求国家利益的方式，同时也决定了一个国家在国际舞台上的盟友和敌人。[5]（P27）正如亨廷顿所说，影响国际舞台上国家之间结盟或对抗的主要因素在于文化认同，同一文明中的国家因为有相似的文化而彼此认同进而在国际舞台上结为盟友，而不同文明中的国家则因为迥异的文化而容易引发冲突，文明的冲突不可调和进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