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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安全是政治进程的无上命令” 摘 要：“生态安全是政治进程的无上命令 ”这一重要命题，作为政治学视阈下的生态问题研究的新概括、新论断，在实践上表征着全球生态危机以及由此带来的人类生存危机的日益严峻和发展瓶颈的日益凸显，生态安全跃升为当代世界政治的焦点问题，在理论上对于开启政治学视阈下的生态问题研究新境界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关键词：生态安全；生态政治；全球生态利益；政治进程 中图分类号：D0-05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7408（2011）11-0037-03 俄罗斯学者A·И·科斯京提出的“生态安全是政治进程的无上命令 ” [1]这一重要命题，在理论上对于开启政治学视阈下的生态问题研究新境界具有重要启示意义。尽管不同国家因基本制度框架的差异表现在政治——经济关系上的不同引致政治——生态关系的不同样态乃至不同特质，但撇开这一差异，以唯物史观关于政治——经济关系的基本观点解读这一重要命题，对生态政治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还是具有重要价值的。 一、生态安全问题的政治转向 生态环境问题提上政治的议事日程，是环境危机日趋严重、生态灾难猛于虎的危局促使人类反思和化解矛盾的必然结果，也是全球性的政治民主化和决策科学化兴起和推动下的必然产物。“生态灾难的预防措施往往成为政治的生态化，保障地区和全球的生态安全成了世界政治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1] 历史地看，生态环境问题古已有之，但在相当长时期内是游离于政治事务之外的。20世纪60年代以来，随着全球性生态环境问题的出现，生态危机越来越受到世界各国的重视。“由大自然内在的不可预知的活跃性而引起的哪怕是最低程度的毁灭性生态灾难时有发生，而新的日益增长的文明毁灭是由人类自身的活跃性引起的。”[1]如生命源泉的枯竭——水污染，生命要素的损害——大气污染，人类母亲的呼救——土壤污染，生命空间的损失——垃圾污染，健康大敌的侵犯——食品污染，人类益友在减少——生物资源衰退，地球环境在变暖——温室效应，地球保护伞在变薄——臭氧层破坏，大气降水在变酸——酸雨，不毛之地在扩展——土地沙漠化，毁林的恶果在频发——洪旱灾害，慢性中毒在持续——农药污染，等等。地球家园已是病症累累，危机四伏。地球家园的危机，就是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危机，“不是我们处在环境危机之中，我们自己就是环境危机。”[5] 直面日趋严重的环境危机和频发的生态灾难，环境保护运动风生水起。而生态环境作为政治问题走上历史舞台是在蕾切尔·卡逊出版了著名的《寂静的春天》一书的1962年。[3]卡逊在书中揭露了美国企业为追求利润而滥用农药的事实，特别描述了杀虫剂等农药污染带来的严重危害，指出伴随科技和工业发展而来的是一个被毒化了的环境，且它对人类的危害是全面的、长期的和严重的。该书从环境污染角度为人类敲响了警钟，轰动了美国和世界，促使美国国会讨论这本书，并成立了咨询委员会专门调查书中的结论，最后证实蕾切尔·卡逊关于农药危害性的结论是正确的。由此，美国政府设立了环境保护局，颁布了一系列环境保护法。国际环境保护行动的浪潮也由此兴起，如1970年4月爆发的全美两千多万人参加的群众性生态环保运动，1971年国际性民间环保组织“绿色和平组织”的成立，1972年6月5日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召开等。与此同时，罗马俱乐部公布了其研究报告《增长的极限》，更是引起了整个世界的震动。地球资源是有限的、环境容量是有限的、生态平衡是有度的，以有限、有度去实现人类无限、无度的奢望，确是一个悖论，人类必须富有远见卓识，摈弃自我毁灭的经济增长模式。可以说，学者的学术自觉和责任担当，终于引发了公众的集体觉醒和自觉参与，并借助于政治民主化和决策科学化的推动，促使一系列相关法规相继颁布： 20世纪80年代初，生态政治运动以“绿色”政党的成立为标志，西方国家环境保护运动发展为独树一帜的“绿党”在政治上的崛起。“绿色政党和团体巩固其在社会政治结构中的地位，在其纲领中着重提出了生态要求，填充了传统政党无力解决生态问题的空白。”[1]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非政府组织发起的生态环保运动在西方国家此起彼伏，推动了公民环境意识的成长和成熟，扩展了环境危机的解决途径，也促使所有政党都不得不关注生态环境问题，将保护大自然、保护周围环境的问题纳入其政治纲领中。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把环境问题与发展问题联系起来统一考虑，强调环境与发展的辩证关系，指出走可持续发展道路的重要意义。“地球在我们手中”的强烈责任感和使命感促成了各国政府的转型，以至生态型政府成为政治的常态。 步入21世纪，全球化进程中的能源危机、生态危机与金融危机相互交织和叠加，再次凸显了人类生存的困境和发展的悖论，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