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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亚太战略调整与中国的应对 在世界政治版图中，亚太的重要性日益提升。与此相应，美国也对其亚太战略进行了调整，并由此导致亚太国际关系格局的变化，为此，中国也需要进行适度的政策调整，以更好地应对这一变化中的局面。 美国的战略调整 11月11号《外交政策》刊登了美国国务卿希拉里题为《美国的太平洋世纪》的文章，它对未来几年美国的对外战略进行了规划，其核心思想是，认为未来的世界政治将决定于亚洲，在这个地区获得稳固的领导地位，攸关美国在整个世界的领导地位，因此，今后十年美国外交的最重要使命之一，是把外交、经济、战略和其他方面大幅增加的投入锁定在亚太地区。[1]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篇文章试图为未来十年美国的亚太战略进行规划，虽然它不一定实际上能够发挥这样的作用，但它的出现本身体现出美国试图对其亚太战略进行调整，并加大亚太战略与政策力度的清晰意图。 美国亚太战略调整的核心是对美国全球战略的重心进行东移，这一东移，不只是简单地把更多的精力和资源投入亚太地区，而且从政治、经济、安全等领域加大了对中国政策压力的力度。美国战略重心东移的说法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就已出现，目前随着美国在亚太地区一系列战略布局的展开，美国战略重心东移已逐渐成为事实。希拉里的文章明确宣告美国外交政策的重心已经东移，并以明确无误的语言表达了美国要领导亚太地区的愿望和决心。 战略重心东移是美国为了在变动的国际环境下，通过在世界主要地区重新对资源进行更有效的配置，提高资源的使用效率，以加强和巩固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而做出的一项战略选择。从全球战略的角度来看，对于维持美国的世界领导地位，有三个至关重要的地区，分别是欧洲、东亚和中东，其中，欧洲和东亚的重要性又超过中东。防止在欧洲和东亚地区出现一个区域性的主导大国，防止任何其他大国主导欧洲或东亚地区，是美国维持全球霸主地位的一个重要环节。[2]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经济实力迅速上升，同时中国加强了与东亚国家在经济及其他多方面领域的合作，自1997—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以来，东亚合作进展较快，取得了多方面的成果。在贸易自由化方面，也逐渐发展出两套比较成熟的自由贸易协定（FTA）方案，即“东盟+3”（包括东盟、中国、日本和韩国）及“东盟+6”（东盟、中国、日本、韩国、印度、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但是以上两个东亚合作的主要方案中，均未将美国纳入其中。加上日本鸠山政府提出“东亚共同体”设想，这些发展，在增强东亚内部凝聚力的同时，使美国意识到其在东亚地区的影响力有被边缘化的危险。 与此同时，亚太地区是一个在世界政治中重要性不断上升的地区，这个地区拥有很多全球经济的重要引擎，巩固自身在这一地区的领导地位，加强与亚太地区其他国家在经济领域的合作，增加美国对这一地区的出口，有助于美国摆脱目前的经济困境，创造宝贵的国内就业机会，对于从长远来说维持美国全球领导地位的经济基础，也十分关键。 自金融危机以来，关于美国实力相对衰落的说法在国际社会中颇为普遍，虽然对于美国实力是否真的衰落学界还有不少争论，对于美国实力的长期走势，还有一些不同的看法，但这种说法在国际社会中如此普遍地存在，对美国本身是一个颇为不利的因素，因为它说明国际社会比较普遍地存在着对美国实力、能力的怀疑。这种怀疑本身会导致美国的传统盟友对美国产生一定的离心倾向，认为美国的保护可能不再像以前那样可靠，美国的承诺可能不再像以前那样可信，并使相关国家试图寻求其他替代性的办法和思路。如果不在这种离心倾向冒头的早期对其加以抑制，一旦这种离心倾向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会产生一种自我积聚的效应，从而造成一种“树倒猢狲散”的后果。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全球霸主在一个相对较长时段的表面衰落，在一定程度上可能会产生使霸主国真正走向衰落的效果。美国为了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在某些方面采取了颇为强势的立场和做法。美国高调宣布“重返亚洲”、“重返东南亚”，一再表示自己在亚洲地区存在的决心，是为了通过立场的宣示，提升盟国对美国的战略信心和战略依赖。 美国的战略与政策调整不仅停留在口头上，而且在很多政策实践中都有表现。在过去一两年内，美国努力加强了与日本、韩国、澳大利亚等传统盟友的联盟关系，包括美日扩大了在情报、监测和侦察领域的合作，美国宣布将在澳大利亚永久性驻军的计划等等。在南海局势颇不平静的时期，美国于今年6月，联合菲律宾、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和文莱等六个东盟国家，在马六甲海峡、西里伯斯海和苏禄海举行为期10天的联合军事演习。6月28日至7月8日，与菲律宾举行海上联合军事演习。7月，又与日本、澳大利亚两国海军在南海文莱海域举行联合军演。7月，还与越南举行为期一周的海军交流演习。这些做法，使南海局势进一步复杂化，增大了地区局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