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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合机制与东亚秩序转型研究 【内容摘要】冷战后长期以来东亚地区仍处于权力秩序的笼罩下，形成一种动态稳定格局。上合组织在其境界内外的运行中发育着新的国际机制，转换了自身的角色地位，为转型中的东亚秩序提供了新的动力，从而可能实现机制对权力的超越。运用国际机制的创设及其功能的理论，可以解释国际机制对变动中东亚地区形势的作用原理。经验层次案例的因果探究在丰富其理论内涵的同时也显示其不足，对现实行动和政策设计提供有限的参考。 【关 键 词】东亚秩序转型 上合机制 国际机制的功能理论 东亚地区经历了冷战，直到现在还呈现出一种动态稳定的“混乱之治”局面。体系层次事实上的失衡却未以地区激烈震荡的外在冲突形式释放出来，代之以秩序的重构和转变。根据赫德利·布尔的观点，秩序的维系需要包括共有利益的形成；规定行为模式的规则；使其生效的制度等几个因素。[1]秩序本身是多元化和多维度的，因而显现的就是一个立体的环境架构，包括了权利、制度、共有利益等基本面。 立体结构的内部蕴含着支撑秩序存在的机制（Regimes）,既有作为冷战遗产的传统地区国际机制，还有民族国家和组织实体长期互动所塑造的行为模式。 在权势基础上，霸权国通过在体系内创建制度体系，以实现稳定。而在东亚这样一个各种力量复杂交织的地区，美国则主要是通过多边制度的创建以取得潜在收益。约翰·鲁杰主要把降低交易成本、转移挑战压力、在相对实力变化时增加体系稳定性三个方面纳入考虑[2]，解释霸权视角下行为。因此，东亚地区事实上维持的是在霸权主导下的多边国际机制，透过权力和制度等呈现出亚稳定的秩序。 除去霸权国外，其他独立国家行为体和组织实体的作用亦不容忽视，尤其是在囊括了中美俄日等体系内大国的东亚地区。美日同盟充当了美国的远东之锚（Far Eastern anchor）[3]，制衡敌手，限制潜在挑战者，保护并约束同盟。冷战结束后，其具体指向松动，而基本战略考虑未变，日本军力也基本被视为美国在远东触角的延伸。中俄在经历了上世纪九十年代的转型和国内政治经济的快速发展阶段后，也都力图重新思考并界定国家利益所在，争取更多有关东亚秩序的话语权。然而，东亚地区却一直缺乏涉及关键国家和核心议题的国际组织，一体化进程虽然在有些学者看来已经实现了由功能合作向制度安排的转变，但毕竟受限于领域依赖和认同差异，不能有效抑制破坏性因素的扩散，难以担当东亚秩序转型的强大推手。 相比之下，上合组织在其境界内外的运行中却可能发育着新的国际机制，转换了自身的角色地位，为转型中的东亚秩序提供了新的动力，“外溢”（spillover）[4]效应凸显。上合组织体现出来的政治互信是一个需要强调的重点，因为东亚未来秩序的构建互信是关键，特别是在中日韩以及与东盟国家之间，包括俄罗斯在内。它体现了一种新的安全观。主要有这样四个特点：主张安全的多边性；主张安全的合作性；主张安全的综合性；安全感获得的制度性。而东亚地区恰恰缺乏这样的安全观，这也为上合机制在这一地区发挥积极作用提供了可能的前提。另外一个重要的情况就是中国作为未来东亚秩序构建的砥柱，在地缘上将上合组织带入议题领域。东亚是中国崛起的首要侧重点，而中国本身又是上合组织的成员，因此在程序内，这种地区和合作领域拓展的关切自然而然的由中亚扩大到了东亚，形成完整意义上的“新欧亚主义”。 因此本文主要探讨机制（mechanism）能否实现对权力主导下秩序（power order）的超越，也就是上合机制在东亚秩序的转型中如何扮演积极的角色这一问题。考虑涉及到国际机制对外部环境的影响，本文主要通过国际机制的功能理论[5]就相关问题进行透视。 一、上合机制与东亚秩序转型 大部分学者在谈到东亚地区时，都认同存在着秩序，尽管两极格局和作为朝鲜战争遗产的半岛南北分裂为这一地区烙上了冷战的深刻痕迹。究其原因，许多现实主义者坚持均势带来秩序，同时强调霸权稳定论。二者结合可以从体系和地区两个层面上解释为何这种高压之下的稳定能在很长一个历史周期内保持相安无事，由此则主要衍生出权威秩序和碎片秩序两种看法。建构主义者乐于阐述认同秩序，认为在共有观念语境中，行为体具有共同的理解和期望。共有观念建构过了行为体的身份和利益，同时，也建构了冲突与威胁[6]。作为大国政治博弈的竞技场和曾经冲突对峙的前沿，今天的人们可能更关注东亚的秩序将走向何方。事实上正如前文提及的，东亚地区经历着“和平转型”，而不是通过大规模战争来确认新格局，总体上呈现复合、渐进、可塑之势。 上海合作组织的成立在地缘上将中俄纳入其中，最初也是由安全磋商发展而来的，尝试消除冷战遗留的种种威胁而建立的多边机制[7]。虽然上合组织成立之初主要精力在解决中亚地区紧迫的安全形式，但西方学者中始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