幻化的蝴蝶——王蒙传.docxVIP

幻化的蝴蝶——王蒙传 作者简介：於可训，一九四七年出生于湖北黄梅，一九七七年考入武汉大学中文系，一九八二年毕业留校任教至今。现任武汉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湖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湖北省文艺理论家协会副主席，中国写作学会常务副会长，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理事，《文艺新观察》丛刊主编，《长江学术》执行主编。著有《中国当代文学概论》、《当代文学：建构与阐释》、《小说的新变》、《批评的视界》、《新诗体艺术论》、《当代诗学》、《新诗史论与小说批评》，主编《中国现当代小说名著导读》（上、下）、《小说家档案》等论著。 引言 很多人说过，给一位仍然在从事文学创作和文学活动的当代作家作传，是一件很不明智甚至是十分冒险的事。这道理不言而喻，自然是因为他（她）的创作连同他（她）个人的一切，包括他（她）置身于其中的时代和社会，都还在不断发生变化；变化着的事物很难料定，因此也就很难给传主下一个盖棺论定的断语。这也可能犯了传记类文字的大忌，因为一切记录历史的文字从来就是为过去的人、事预备的，当代的人、事是不配享受这样的待遇的。 当然，问题也有另一方面。这正如争论了多年的当代文学能否成“史”的问题，争论归争论，分歧归分歧，当代文学仍然在许多场合要以“史”的面目出现。而且论述当代文学“史”的论著，数量越来越多，质量也日见提高。似乎就偏有那么一些人，不怕冒这份风险。我想，这原因不是别的，实在是因为对当代文学做“史”的研究，存在着太多的诱惑。而且一切文学研究，也离不开“史”的基础。“史”、“传”本为一体之物，对“史”的诱惑，捎带着也影响了传记写作，使当代作家传记，也成了一个如法朗士所说的灵魂“探险”的场所。 如果说严格意义上的历史研究，是与过去时代的人、事对话的话，那么，这种对话的距离自然是越近越好。虽则近距离的对话因为置身相同或相近的历史情境，难以保持适当的审视距离（似乎又犯了史家一忌），但毕竟看得真切，看得实际，可免雾里观花，水中望月之弊。这样，相对于与时空距离久远的古代人、事的对话而言，与当代人、事的对话，自然就占了得天独厚的优势。历史的研究因此也就不能拒绝当代人、事的诱惑，当代的人、事于是也就具备了进入历史的条件和依据。 这也许就是我当初决定写作这本《王蒙传》的一个最主要的、也是最能满足我的当代文学研究兴趣的理由吧。 一部希望显示出某种特定历史价值的文学传记，它的理想对象，极有可能选择的是这样的一些作家，即他（她）自身的创作既表现出了非同寻常的特点，取得了与众不同的成就，同时又体现了一个时代文学发展的某些共同性趋势，是一个时代文学成就的某种独特性的标志。通过他（她）的创作和文学活动，不但可以窥见一个时代的文学发展的面貌和趋势，同时也可以探究一个时代的文学理想和追求。因而，与他（她）的对话，就不是与一个时代的个别作家的对话，而是与他（她）置身其中的整个文学时代的对话。因为在他（她）身后，有丹纳所说的他（她）“所隶属的同时同地的艺术宗派或艺术家家族”，和“在它（按：指该艺术宗派或艺术家族——笔者）周围而趣味和他（她）一致的社会”。 根据这样的写作目的和选择标准，为当代作家作传，你不能不说，王蒙无疑是这样的一个理想的对象。 作为一位当代中国知识分子，这位怀有很深的“少共布尔什维克”情结的当代作家，从少年时代就开始投身无产阶级革命和祖国解放斗争，是现代中国知识分子走向革命道路的一个特定时期的缩影。同样具有这种“微缩”特征的是，他在五十年代中期所遭受的政治厄运，以及在七十年代末的复出和此后所走的人生道路，对于当代中国知识分子来说，也都具有相当的典型性。这种典型性不仅仅是通常我们所说的人生道路的坎坷和革命信念的坚定，还有在这坎坷的人生途中，为坚守这种革命信念而付出的身心代价，以及在这种“坚守”和“付出”中，二十世纪在世界范围内发生的革命和社会主义运动在他们的心灵深处所激起的复杂的精神回响。鉴于这是一个有关一代知识分子的共同话题，因此，我把对这个问题的探讨，设定为我写作本书的一个重要的研究目标。 作为一位当代作家，王蒙的创作和文学活动，也如他的人生和命运一样，充满了无穷的变数。五十年代，当他凭着一个“少共”单纯的理想和热情，挟带着一篇在艺术上还远未成熟的短篇小说，在百花竞放的文坛初露锋芒的时候，无意间却冲击了一个在新中国成立的短暂时间内已经建立起来、并在实践中逐步得到巩固的文学信条。这个文学信条同时也联系着在整个中国现代文学、尤其是在四十年代的抗日民主根据地（解放区）的文学中被赋予了新的阐释、同时也被新的文学实践改造过的现实主义文学传统。这一新的现实主义文学传统的滥觞和发展演变，同时还联系着一个更大范围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文学的历史背景，包括当时的苏联、东欧和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