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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党向执政党华丽转身：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道路的根基 摘 要：从路径依赖的视角看，中国共产党由革命党向执政党华丽转身是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道路的根基。在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实践中，民族、国家与政党关系理论的创新正是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道路形成的核心内容。摆脱自然法权思想这一西方政治文化民族特色的困扰，依据中国政治文明的历史传统以及中国悠久的多民族史实与现实民族关系政治格局来处理执政党、国家与民族之间关系，成功走出了以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为核心内容的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道路，是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实践的重要创新成果。新中国政治实践是对“政党政治”文化的重要创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道路的成功实践对现代政治文明发展具有积极示范效应。 关键词：民族；国家；政党；自然法权 doi：10.3969/j.issn.1009-0339.2015.04.014 [中图分类号]D6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339（2015）04-0073-04 9月，习近平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新中国成立65年来的实践充分证明，党的民族理论和方针政策是正确的，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道路是正确的，我国民族工作做的是成功的[1]。简言之，从路径依赖的视角看，新中国的成立，使中国共产党完成了由革命党向执政党华丽转身，中国共产党执政地位的确立，使中国民主政治实践步入了新的时代。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也自然成为国家民族工作实践的主要动力与核心内容，即中国共产党由革命党向执政党社会角色的转换，成为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道路的根本与基础。准确理解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在我国民族关系、民族工作中地位与根本性质的转变，对于正确理解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道路的丰富内涵、科学定位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道路的核心问题等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实践与创新中，政党理论的建构是一个基础性的理论问题，它关系到如何处理民族、国家与政党的关系。在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实践中，民族、国家与政党关系理论的创新正是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道路形成的核心内容。 一、新中国政治实践是对“政党政治”文化的重大创新 关于“政党执政”、“政党政治”等政治现象，如英国学者安德鲁·海伍德在《政治学》中所述，政党实是相对晚近的产物，不过是在19世纪早期作为赢得选举并掌握政府权力的政治机器才开始出现的，简而言之，政党是现代政治的主要组织原则[2]273。“政党制度”这一始创于西方政治实践的人类近代政治文明成果，在其孕育形成过程中就深深嵌入了西方政治文化的胎记。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里，政党制度同议会制度、选举制度构成资本主义代议民主制的三大支柱，它强调不同政党之间的竞争。政党是为选举（竞选）、为取得权利和控制政府等而建立的政治组织[3]179。在西方政治实践中，形成的对“政党”的普遍观念为“政党是政治体制内为取得和行使权力的目的而组织的集团”（《大英百科全书》）。“政党通常用来指人们为了取得对政府的控制以制订政策，从而在观点上和行动上或多或少统一起来的团体”，“是为争取选民投票支持它所提名的候选人而高度组织起来的集中统一的团体”（《新时代百科全书》）。“政党是这样一种组织，它通常是通过它所指出的候选人担当公职，以达到控制政府机构之目的。政党有很多形式，但他们的主要职能都是相同的，这便是，提供担任政府职务的人员；组织这些人员制定和执行国家政策；以及在个人与政府之间起桥梁作用”[3]179—180（《哥伦比亚百科全书》）。“政党是为赢得执政权力（通过选举或其他手段）的人们组织而成的团体”，“政党的目标是赢得政治职位并掌握执政权（但小党更多是利用选举获取宣扬理念的平台而非赢得权力）。政党是由正式成员组成的组织化团体，从而与较广义和分散化的社会运动相区别”[2]294。总而言之，西方政党政治的核心问题是在民主基础上获得执政权力的问题。其政治理论的核心内容是政党执政的合法性（或执政的合法基础）与代表性（或执政的权利来源）。西方政治理论的这些基础性问题，隐含着西方政治文化发展的历史遗迹，展示了西方政治文化鲜明的民族特色。 所谓执政者执政权力的“合法性问题”，其历史渊源在于西方政治实践演进所形成的政治文化传统。特别是在黑暗的中世纪，历经漫长的基督教神权的统治，长期宗教神权的社会地位高于世俗政权的政治实践，孕育形成了西方政治文化中“君权神授”传统。即在西方这个普遍信仰宗教的社会中，世俗王权的执政地位只有获得宗教神权的加冕认可才具有合法性；经历欧洲启蒙运动之后，占主导地位的“君权神授”思想虽让位于“上帝面前人人平等”、“人人生而平等”，并最终过渡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民主政治思潮，但西方民主政治的思想基础则始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