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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权属性更新与中国政治发展战略 内容摘要从历史延展的角度来看,中国的政权建设经历了从统治型政权到革命型政权、发展型政权再到服务型政权的转变历程。革命型政权对统治型政权的替代使中国真正踏上了现代国家建设和政治解放之路。发展型政权的确立为强国富民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服务型政权的建设则是开发政治资源和巩固执政基础的新的战略选择。中国未来的政治发展战略体现为发展型政权与服务型政权的双重构建。 关 键 词统治型政权 革命型政权 发展型政权 服务型政权 作者刘建军,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200433) 政权是政治学关注的核心问题。受制于社会、经济、文化以及统治者自身的视野、追求等各种要素的限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政权往往具有不同的属性。我们在关注政权阶级属性的同时,也应当从目标、战略、职能等多重角度重新理解政权的属性,赋予政权属性以更为丰富的内涵。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原理认为,国家存在着超越阶级冲突之上的相对自主性,国家作为独立于阶级冲突之外的第三种力量,具有不为某一阶级所能决定的属性和特征。正如恩格斯所说:“这第三种力量似乎站在相互斗争着的各阶级之上,压制它们的公开的冲突,顶多容许阶级斗争在经济领域内以所谓合法形式进行。”[1]由此可见,如果把政权绝对地、僵化地限制在一种属性的规定中,则会扼杀政权的活力。但是,政权属性的开新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它既需要政治家的远见卓识,也需要有利的外在形势与之相匹配。本文认为,从历史延展的角度来看,中国政权的属性经历了从统治型政权到革命型政权再到发展型政权的更新。这一更新不仅使中国的历史翻开了崭新的一页,而且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础所在。 从统治型政权到革命型政权 中国古代几千年来的政权基本上都是统治型的。统治型政权的核心就是如何维持统治地位。秦始皇试图传至二世、三世乃至万世的想法就是统治型政权的最好写照。古代皇帝不担心外患而担心内忧,因为内忧比外患更可能威胁到他的统治地位。政治制度的所有设计都是围着一个东西在转:那就是要维持江山不改姓,社稷不改名。以研究古代中国科学技术而闻名于世的著名学者李约瑟曾提出这样的问题:在14世纪,为什么中国没有发生工业革命?因为那些被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认作是产生了18世纪末工业革命的所有主要条件,在14世纪的中国几乎都已存在了。李约瑟之所以提出这样的命题,乃是由于他对古代中国的政权属性缺乏准确的认识。科学技术的成就并不能反映一个国家政权的属性。例如二战时期德国军工技术甚为发达,当今美国的军工技术堪称一流,但是,二战时期德国政权的属性与当代美国政权的属性显然不可同日而语。不可否认,古代中国有着灿烂的文化,孕育出了令早期传教士津津乐道的官僚体制,但是,任何丰富的东西都不足以掩盖这一政权的统治属性。正如当代中国著名学者周振鹤所言:所谓汉唐盛世不过是衣食不至于过度贫乏,远远没有我们想象得那么富足安康。 带有统治的属性并不注定就是统治型政权。统治仅仅是政权的一种职能而已,国家政权的生命力并没有完全被束缚于统治的范畴之中。假如我们说某一政权是统治型的,则是指该政权的所有活动都是以如何保持其统治地位为核心的。该政权可以以牺牲国家利益和民众利益为代价,而保持其统治地位的连续性。也就是说,在统治型政权中,只有私天下,没有公天下。在古代中国,从汉武帝的盐铁专卖到明太祖的闭关锁海,都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具有自我扩展性的商业体系和挑战政治权威的异端思想,很难从这固有的统治型政权中发轫出来。所以,我们发现,古代政权乃是在如何保持统治地位的基础上进行制度设计、制度叠加和制度改造的。 从统治型政权到革命型政权的转型,是中国政治发展史上一次真正的变革。近人曾经认为西学东渐和西力东渐是两千年来未有之变局。其实,这亘古未有之变局不在于东西两个世界的相遇,其要害在于这一变局逐渐孕育出了与古代政权属性完全不同的革命型政权。从孙中山提出的“天下为公”、“三民主义”到毛泽东提出的人民民主革命理论,无不证明近代的变革完全不同于古代以更换皇帝和主人为目标的起义和政权转移。革命是以崭新思想的名义所进行的权力和资源的再分配,其关键点在于革命的教义和思想。这一教义和思想与古代统治型政权的内核是格格不入的。孙中山的革命理论是在充分汲取西方现代政治思想的基础上提出来的,尽管吸收了传统制度的一些要素(如五权宪法中的考试权),但其属性完全是开新的,不是从旧的。孙中山作为中华民国之父,缔造了中国迈向现代民主和共和的政治起点。尽管这一共和政权是短命的,但它所具有的开新的一面是以往任何一次政权转移都无法与之相比的。当然,将革命型政权与统治型政权彻底割裂开来的,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的改造与重组。毛泽东依靠其独到的政治智慧,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