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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差异背后的文化角力 摘 要：曾经于上世纪80年代风靡一时的西方政治文化研究范式，对各国反省自身制度建构起到过推动作用。在新制度主义研究时代，无论社会学或是行为主义等学派的研究，都开始重新审视制度建构、执行的差异根源于文化角力属性的原理。从研究方式上对比中西方差异，了解中国制度建设的文化范式，能使我们更加理解制度自省、自觉之后的制度自信根源。 关键词：政治文化；研究范式；政治制度；文化差异；制度差异 中图分类号：D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13）012-0045-04 惯例和习俗是一切的主宰。[1]亚里士多德言：“同某些目的相符的性格（情操），原来为当初建立政体的动因， 亦即为随后维护这个政体的实力……平民主义的性格创立了平民政体并维护着平民政体；寡头主义的性格创立了寡头政体并维护着寡头政体；政体随人民性格的高下而有异，必须其性格较高而后可以缔造较高的政治制度。”[2]政治文化研究之父阿尔蒙德提出了从政治行为出发的研究范式，“一个政治体系就是一个‘行动’的体系，必须以行动来判断政治体系，而不是光凭法律或伦理规范。简言之，人们观察政治体系或个人，是通过观察他们正在做什么，他们如何做，以及影响他们做的因素是什么才达到。”[3]在西方政治传统中，注重的是个人利益在制度中的实际获得。与此形成对比的是，中国士人的普遍政治公共理性心理，使政治变成社会性的认识对象，诸子百家提出的各式各样治国纲领，诸如“以礼治国”、“以德治国”、“以法治国”、“以道临天下”、“无为而治”、“一统天下”以及这些纲领的混通、兼用等等，都体现了“公”或“众”的利益在以道德或伦理为结构的政治体系中的实现。因此，不同的政治文化背景，存在着框架各异的政治实体制度。 （一） 西方重制度或重法性的观念与其文化传统中人性恶或观察世界的哲学方法论有关。西方政治学对个体精神文化与政治的关系研究缘起是源远流长的。柏拉图在《理想国》中就不同类型的政治体制、不同类型的国民性格，以及不同政治制度的产生之间的关系作出过政治文化的分析，并提出“习惯的倾向决定其它一切的方向”。[4]亚里士多德则以经验研究的范式为基础，论述了政治与文化之间相互影响的关系，并阐述了国民秉性等政治文化的基本概念。不过，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研究与现代政治发展理论中的政治文化研究有本质不同，古代的政治文化研究专注于哲学式论证，现代政治文化研究范式是以人类社会学的方法为基础的。 中世纪开始，政治文化在对政治制度进行研究时，开始汲取人类社会学的个体导出式研究方法。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论述了诸多影响社会和政治结构的主观性因素，并将“体制结构、文化精神和自然环境”称为“法的精神”。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中，以人类学的方法考察和论述了美国民主制度的内在文化机理。意大利的维柯认为，不同的社会都有各自特定的历史成长环境。无论是黑格尔的历史主义政治哲学还是萨维尼的历史法学派，都延续了历史主义和民族文化论的视角，将国家、制度和法律的发展视为人类精神进化和不断自我发展的产物。当然，以现代政治科学中政治文化研究来衡量，启蒙运动及19世纪的政治文化研究还不具备“科学”要素。①真正现代意义上的政治文化研究，是在政治理论与实践的发展（革命、国家、政党等）和现代社会发展成熟之后才确立的。 现代政治科学中最早提及“政治文化”一词的是18世纪德国学者赫尔德。[5]595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美国学者们与许多德国社会科学家交流甚多，基于当时的社会历史背景，其关注点集中于权威政治领袖个人、德国民主制度的崩溃及英美民主制度抗独裁能力，特别是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范式，为政治文化的形成创造了“科学”的条件。1956年8月阿尔蒙德（G.Almond）在美国《政治学杂志》首次科学地阐述了“政治文化”这一概念，“每一个政治体系皆镶嵌于某种对政治活动指向的特殊模式之中，我认为可把它叫做政治文化。”[6]之后，沃巴、丹尼斯·卡瓦纳、K·巴克和R·达尔通、K·希尔德布兰特、英格哈特等人对美国、英国、联邦德国和意大利等国市民进行了大量关于政治态度与政治体制方面的调查研究，梳理了政治文化在全世界范围内的类型及特征。另外，欧洲学者也开展了许多针对共产主义国家的研究，发现了民族主义对这些国家政治体制的强有力影响，还有东亚受孔子儒家文化影响以及与受伊斯兰教和印度教影响的其他一些亚洲国家，说明了文化对政治行为形成的意义。 20世纪80年代之后，政治文化研究范式曾一度成为政治科学中解释社会政治现象的热门理论。欧美学者结合德、法、英、美、苏、日等国的政治经验，或从心理—文化角度解释，或从主观角度解释，或从客观依附于政治制度的角度解释政治文化对于政治制度等政治体系结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