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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孪生体的本质 胡权 自 1946年电子计算机产生以来，人们开始了探索利用计算机改变世界的历程。这个过程大致分为消费和工业两方面的数字变革，它们在上个世纪80年代初期几乎同时发展，但消费领域的数字变革显然要快于工业领域的数字应用，因为工业领域的工艺、流程和质量等缺乏通用的解决方案，属于非标（即“非标准化”）的选择，难以吸引资金、人才等的进入。 上个世纪80、90年代兴起计算机集成系统（CIMS，Computer-Integrated Manufacturing Systems）、智能制造系统（IMS，Intelligent Manufacturing Systems），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提出了信息物理系统（CPS，Cyber-Physical Systems），左右通用电气提出工业互联网（Industrial Internet）、美国国防部提出数字孪生体（Digital Twin）和中国提出两化融合等，代表了人类社会对工业数字化的探索。 工业数字化相关概念纷繁芜杂，总体分为高度集成和开放架构两种，计算机集成系统和信息物理系统等归属前者，工业互联网、数字孪生体和两化融合等则属于后者。本文通过工业哲学视角的对比、开放架构和难点痛点等的分析，深入探讨数字孪生体的本质，洞悉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发展规律。 为什么数字孪生体重要 一直以来，不少行业专家诟病制造领域的概念比较多，但从大家热衷创造新概念的实际原因来看，一方面是企业家迫切需要找到一个独特的概念体系，让自己所做的事情具有差异化竞争优势； 另外一方面，现实的生产和经营环境本身具有个性特征，采用单一的概念难以涵盖，需要从不同的概念中吸取营养。 数字孪生体作为物理世界和数字空间交互的概念体系，具有在多个领域应用的潜力，随着该技术应用于制造、城市、建筑、能源和国防等，最终将成为推动第四次工业革命的通用目的技术。 基于不同工业哲学的模式 西方国家和中国的学者认识事物的方式有一定差异，西方国家通常鼓励从相同或相似概念中寻找细微的差别，中国学者大都喜欢从不同概念中找共同点，这实际上是中庸的一种表现。虽然中国学者的做法不容易产生矛盾，但会给概念认知带来不求甚解的弊端，长期以往，导致大家丧失严谨思考的习惯。 表1 四个国家的工业哲学对比 这样的认识方法在过去40年改革开放中是有意义的，因为大部分工作都有可以作为标杆的对象，只是大家用的名称不同，最终在实施层面上借鉴参照系统。一旦我们要做自主创新的时候，如果对概念体系一知半解，其危害比较大，甚至于给我们的事业带来致命的风险。 工业4.0研究院在对美国、德国、日本和中国做了对比研究，获得了不少有趣的结果（见表1）。美国一直希望复制个人电脑上的成功，它认为开放架构是其成功的根源； 德国的核心产业在汽车、机械等领域，大量隐形冠军占据各个利基市场，不断强化其专业性，这使得高度集成具有很好的经济性； 日本跟德国的情况有些类似，它采取的高度自动化也是高度集成方式； 中国的情况比较复杂，由于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推进工业化时间不长，大家还没有形成稳定的工业哲学，基本上呈现兼收并蓄的特点。 在过去50年期间，不少学者努力提出新的概念和方法论，力图打造为一种范式。1989年日本在智能制造系统上的努力非常引人瞩目，但最终功败垂成，其经验教训值得吸取。上个世纪80年代日本制造横扫天下，成为当时最成功的工业国家，一时日本制造成为全球的标杆，但美国并没有盲目跟随日本制造高度集成的模式。 美国商务部下属国家标准与技术研究院（NIST，National Institute of Standards and Technology）在《STEP：伟大的体验》一书中写道，日本制造的模式本质上是高度集成，需要大规模的产业协作，这不是美国制造未来的模式，随着技术的发展，工业数据（Industrial Data）才是将来解决数据交换和数据分享的唯一方法。 在日本大张旗鼓推进智能制造系统的时候，美国悄然联合加拿大、英国、德国和澳大利亚等发达工业国家，设立了ISO TC 184/SC 4工业数据工作组，经过十多年努力，提出了ISO 10303工业数据标准，奠定了数字制造的基础，并为兴起数字孪生体提供了可能，该组织目前正在研制ISO 23247数字孪生制造标准。 第四次工业革命的通用目的技术 通用目的技术（G P T，G e n e r a l -Purpose Technologies）概念产生于蒂莫西？布雷斯纳汉（Timothy F. Bresnahan）和曼纽尔？切腾贝格（Manuel Trajtenberg）在1992年撰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