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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念安藤彦太郎先生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闻黎明 安藤彦太郎先生因膀胱癌，不幸于 10 月 27 日在东京逝世。当时， 我正在台湾政治大学访问，没有得到安藤逝世的消息。前几天，步平先生说他要去东京，我才知道他和张海鹏先生将专程赴东京吊唁。 安藤先生已经 92 岁高龄了，多年来，他虽然精神不减当年，但毕竟一直被被疾病困扰。他的逝世，可以说是油尽灯枯，并不让人十分意外。但是，我得知他逝世消息的那天，什么事也做不下去。先生的音容笑貌，我眼前时隐时现，好像面对面地和我交谈。 安藤先生是我们研究所的老朋友，但我认识他却很晚。那还是 1996 年的 6 月间，海鹏先生从日本访问归来，告诉我在东京见到安藤先生时，他特意说你们 研究所闻黎明写的关于西南联大教授会的论文， 他已复印了下来， 并希望能和我取得联系。 从海鹏先生那里，我知道安藤先生正在研究西南联大，而且写了一些章节，陆续发表在日本《日中学院院刊》上。我没有拜读过安藤先生的著作，但 知道他是日本著名的中国现代史专家， 他对我的关注，让我即兴奋又不安。 于是，我找了一本《日本的中国学者》 ，里面介绍他生于 1917 年，原为早稻田大学教授兼社会科学研究所中国部主任， 1946 年参加中国研究所创建， 1952 年发起创办中国语学研究会，参加《毛泽东选集》一至三卷日译。书中还介绍到，安藤先生 原为日本共产党党员， 1966 年与宫本集团决裂， 1976 年 5 月至 1978 年 10 月来华任专家，参加《毛泽东选集》五卷及中共十一大及五届人大有关文件翻译。 说来也巧，那年研究所安排我去日本庆应大学访问， 由于我是第一次去日本，刘大年先生特别为我写了三封介绍信， 一封给庆应大学法学部学部长山田辰雄教授，一封给东京大学东洋文研究所所长滨下武志教授， 一封给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狭间直树教授。大年先生还说，安藤要来北京，届时带我一起去会面。 8 月 26 日，我接到海鹏先生电话，说安藤已到北京了，明晚请我们吃饭，要 我到所里乘车同去。 27 日下午，我和大年先生、海鹏先生，还有当时的科研处 长徐辉琪先生，一起乘车到友谊宾馆。 安藤先生接受中共中央邀请参加 《毛泽东选集》的翻译与校订后，就住在友谊宾馆。后来，他回国了，但友谊宾馆一直为 他保留着一套房间，他们夫妇每年都要来一次到北京，每到北京就住在那里。参加那次会面的，还有时任院科研局局长助理、亚非处处长孙新。 在友谊宾馆的一间餐厅里，大家热烈地交谈着。我初次见到安藤先生，而且是在座中的小字辈，不免有些拘谨，但安藤的和蔼面容，那么平易近人，很快就把我解放了。海鹏向安藤、岸阳子夫妇介绍我时，他们都露出高兴的神色，说我长得像祖父。孙新则向他们介绍我去日本的经费来源等。 当时，我正在参加大年先生主编的《中国复兴枢纽》一书的写作，我送给他一本我写的《闻一多传》 ，于是大年先生要我把这本书也送给他们，岸阳子笑着 说不用了，她不仅买了这本书，还买了我的另一本《闻一多年谱长编》 ，只是还 没来得及寄给安藤 （岸阳子那时正在北京大学东语系教书， 已在北京八个月了）。 她还说，安藤的《西南联大史》 ，已经开始发表，现在刊登至南开大学被炸一节。 岸阳子的消息很灵通，竟然知道早稻田大学铃木义昭教授正在翻译《闻一多传》，还说铃木为人很好，只是担心他力不胜任。说到日本做闻一多研究的学者，岸阳子如数家珍，说有一个人在北海道， 他的学位论文写的就是闻一多， 我到日本后，她会给那人打招呼， 要我去北海道见他。这位先生和岸阳子是京都大学的 同窗，也是竹内实先生的及门弟子， 竹内先生对奥平先生的论文评价很高。我问 这人是谁，岸阳子说是奥平卓。我一听就笑了，因为我和奥平卓很熟悉，直到现 在，每年新年都收到他的贺卡。 我的女儿考入北京语言大学那年， 奥平先生还托 人送了她一个最新型号的索尼数码相机。 共同的话题，很容易缩短彼此的距离。岸阳子说，她的博士学位论文本来想 写闻一多的庄子研究，但竹内先生说难度太大，这才改庄子研究，后来还把《庄 子》译成日文出版。 那次晚餐，点的是中国菜。岸阳子说，本想请我们吃日本料理，但友谊宾馆 的和式料理都是从日本运来的，而日本正在闹什么病毒，故改吃中国菜。 于是说 到日本生鱼片，我说没吃过，安藤便叮嘱岸阳子，说我到日本后，要她带我一起 吃次生鱼片。临别时，安藤夫妇说我到东京后，一定和他们联系。 安藤先生那次到北京来，带着一项重要任务。一年前，村山富士出任日本首 相，为了对侵华表示歉意，由国会通过了一项 36 亿日元的中日历史研究议案。这项工作分三个部分， 一是资助日本高中历史教师到中国进修考察， 二是建立专门收集十五年中日战争史资料的图书馆， 三是资助中国和日本学者进行十五年中日战争史研究。这项工作，日本已经启动了，但中国有关方面还在考虑。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