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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效益债券：“新基建”融资的创新工具 收稿日期：-- 作者简介：郝志斌（-），男，甘肃天水人，重庆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金融法。 基金项目：重庆市社科规划项目，项目编号：BS;重庆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资助项目，项目编号：*****X;重庆市教委人文社科一般项目，项目编号：*****;西南政法大学校级科研项目，项目编号：XZZD-。 无论是转换经济增长动力、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还是在全球竞争中脱颖而出，中国经济都需要通过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以下简称“新基建”）持续激发投资和创新活力、促进消费和产业升级[]。国家发改委明确“新型基础设施”是以新发展理念为引领，以技术创新为驱动，以信息网络为基础，面向高质量发展需要，提供数字转型、智能升级、融合创新等服务的基础设施体系[]。对于发展“新基建”资金筹集，年月日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要“坚持以市场投入为主，支持多元主体参与建设，鼓励金融机构创新产品强化服务”。由于“新基建”的投融资仍处于起步阶段，尚未形成有效的商业闭环，使得市场主体仍较多处于观望状态[]。“新基建”的准公共物品属性和地方政府财力紧张的现实决定了当前我国“新基建”需要发挥政府和市场双方作用。因此，创新“新基建”融资工具，吸引社会资本参与“新基建”，并将资金科学匹配到“新基建”产业链适当环节，成为我国“新基建”高质量发展的当务之急[]。社会效益债券（也称社会效应债券）被认为能够作为“新基建”融资的创新工具。迥异于传统工具，社会效益债券旨在“为效果付费”，将财务回报与基于结果的衡量方法相联结，襄助政府增补可用于支付“新基建”高质量供给措施的资金，同时减削供给措施无效可能引致的财政损失。本文分析论证社会效益债券作为“新基建”融资创新工具的必要性、可行性及制度实现。 一、社會效益债券应用的必要性 近年来我国地方财政面临严峻挑战，新冠疫情更是加剧了各地财政负担。新冠疫情对中国经济产生了严重影响，加大固定资产投资力度成为应对经济下行、实现“六稳”“六保”的重要手段。随着中央相关会议中密集提及“新基建”，社会各界对“新基建”的关注急剧升温。对“新基建”的巨额资金支持，财政资金很难有效满足，需要社会效益债券等创新工具与其他传统融资工具互补，实现“新基建”融资的系统性、有效性、创新性。鉴于“新基建”项目大多属于经营性项目，投资主体应以市场主体为主，社会效益债券能够吸引社会资本作为“新基建”预付资金，并为市场主体参与“新基建”提供新渠道。 具体来看，资金市场现有的如专项债、城投债、政府引导基金、金融机构贷款、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PPP）、不动产信托投资基金（Real Estate Investment Trusts，REITs）等“新基建”融资工具都存在一定程度的失灵。第一，专项债项目中“新基建”占比并不高，超过八成是城际高铁和轨交这类带有老基建属性的“新基建”，还有带有“新基建”概念的各类产业园项目[]，专项债能够直接应用于“新基建”领域的并不太多。第二，城投债主要为地方基础设施建设或公益性项目筹资，在“新基建”领域的应用前景并不乐观，还可能替地方政府违规举债融资增加政府隐性债务，难以承担“新基建”相关任务。第三，政府引导基金在运作中存在政策目标重复、资金闲置、碎片化和借债投资等问题，在欠发达地区普遍存在财政资金形成沉淀、对社会资本撬动效应有限的难题，在“新基建”中的作用空间有限。第四，“新基建”融资的风险偏好需求较高，银行的低风险偏好资金无法大规模直接投资于“新基建”[]，地方政府通过银行等金融机构贷款为“新基建”融资的难度持续增大。第五， PPP模式被认为是“新基建”融资的最优模式，但逐渐收紧的监管政策严重影响了各方对PPP模式的兴趣;同时，“新基建”科技属性较强，技术快速变革可能会导致项目经济性报废，“新基建”项目是否能够稳定合作年以上值得怀疑 []，可能导致PPP模式无法满足“新基建”的巨额资金需求。第六，REITs模式。年月日，国家发改委办公厅发布《关于做好基础设施领域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REITs）试点项目申报工作的通知》，提出鼓励新型基础设施项目开展试点。但由于立法滞后，国内发行的仅是“类REITs”产品，且只能部分符合国外标准REITs的特征[];同时，国内“类REITs”税费负担过重，且过户登记与交易转让等环节还尚待完善[]。此外，还有学者指出要推进PPP与REITs相结合的创新融资模式，但PPP发展规模与发展速度已经进入较为明显的瓶颈期，无论从政府角度还是社会资本方角度，对于PPP的热情均较大幅度降低[]，REITs能否与PPP结合为“新基建”融资还有待观察。 社会效益债券能够为“新基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