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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信任：在理论建构与实践探索之间 古今中外的历史经验表明，人类有一个共同的期待——过上幸福而高尚的生活。早在两千五百多年前，政治学鼻祖亚里士多德就开宗明义地说：“城邦是若干家庭和种族结合而成的保障优良生活的共同体，以完美的、自足的生活为目标。”“城邦的目的是优良的生活，而人们做这些事情都是为了这一目的。城邦是若干家族和村落的共同体，追求完美的、自足的生活。我们说，这就是幸福而高尚的生活。”[]这就是最早的有关人类生活的畅想。 尽管对于何以达致幸福而高尚的生活，不同的人给予了不同的阐释和思路，但是在纷繁复杂的争论中，仍有一个基本共识，那就是只有在有序的社会中才能够过上幸福而高尚的生活。这是因为秩序对于人类政治社会生活的实践来说，具有永恒意义，而不是权宜之计。以至于人们甚为赞同“只有在秩序的基础上，社会才可能存续”[]的说辞。很大程度上可以这样讲，“如果我们是出于理性，而不是出于情感，如果我们尊重实际，而不是沉湎于想象。我们就应承认，对于社会公共生活而言，秩序与其他社会价值相比具有优先性。”[] 但是，秩序的生成不是源于强力，而是产生于社会成员的互信。尤其是对于一个政体来说，“一种政体若想长期维持下去，那么城邦的所有部分都应该愿意看到其存在和维持。对于一切城邦或政体都相同的一条普遍原则，即城邦的各个部分维持现行政体的愿望必须强于废止这一政体的愿望。”[]亚里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