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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后革命时代”下的小说与历史 　　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内忧外患，革命主宰着那个水深火热的年代，无论是文学创作，还是理论研究大都肩负着救国拯民的大任，其政治功利性尤显突出。20世纪40年代，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成为中国文艺创作和理论批评的指导性纲领。随着国家新政权诞生，以及意识形态的统一和一元化体制的构建，文艺的政治功用被不加节制地无限夸大，政治性、党性及阶级性甚至上升为判识创作和批评价值的最高标尺，文学创作和理论批评陷入大一统模式。至六、七十年代，文学及其理论对政治的从属登峰造极，作家、理论批评家的个人言说权沦丧。70年代末，中国政坛的拨乱反正，终止了十年之久的浩劫，并使中国步入改革开放的春天。“‘文革的终结’不只是历史的终结，而是一种精神传统包括其思想范式（包括思维方式和思维习惯）的终结。文革以最极端的方式预示了‘革命时代’的危机，即一种不再是社会生活中心的危机，或者说是走向边缘——成为一种历史遗产的危机。正是文革的终结孕育了市场时代，在文革的废墟上结出了‘后革命时代’的花朵”。①此时的中国社会发生了重大转型，由如火如荼的阶级斗争转向现代化的经济建设，即跨入了新的后革命时期。文学解除枷锁之后，作家和理论批评家激情万丈为文学正名，力主文学向自身复归和还原。加之，西方的种种思潮、流派、理论和方法再次强力入境，在中国文坛及理论界掀起狂涛巨浪，催生了各式各样的新生代作家和新潮理论家，同时也使中国的“后革命时代”更加凸显出思想多元、观念开放的特性。市场经济时代让人们享有了现代化的生活，重实尚利却使得人们淡漠了对彼岸理想、精神价值的终极关怀，文学褪去了作为经国大业、不朽盛事的神圣光华，靠皮肤思考，用身体写作毋宁说是为追求卖点的商业化炒作。而最能体现“后革命时代”特征的，或许就是中国的新历史主义小说创作。当然，除此之外，在后革命时代下仍有大量的沿承传统路数的历史文学创作，而这不是本文探究的重点。 　　传统的历史文学创作无论怎样施展作家的个体创造性，也无论是七实三虚还是七虚三实，都是以尊崇历史的客观性、真实性和权威性为基本前提。当然，尊崇历史的客观性、真实性和权威性，并不意味着历史文学创作是在依葫芦画瓢，做着跟史学同样的事；而是说文学就是对不容置疑的历史的拾遗补阙或敷演生发。“拿破仑的伤痛如果没有影响战争的进程就会被史学当作偶然忽略不计，即使是历史上的英雄，史学所注意的也只是他对群体产生了后果的行为，如果政治家已经为政治牺牲了爱情，只要他把个人的痛苦埋藏在心里，这痛苦也是忽略不计的”。但是，对于文学家而言，“战争的胜负并不重要，具有美学意义的是胜利者和失败者心灵上巨大的震撼”②史学上偶然的、无价值的、以及间隙边缘的、乃至空白处的东西，都是小说家驰骋艺术想像，挥洒笔性墨情的处所。正如郭沫若所说，历史学家挖掘历史，文学家发展历史。所谓的“发展”就是适度的艺术想像和虚构。所以，即便是历史文学，也同样强调作家主体创造力的发挥和艺术审美性的凸显。譬如，历史文学中无不深藏着作者和读者托史言志的寄寓之意。面对君国之危、黎民之病、身世之苦，人们往往梦想穿越时间隧道，“重返”历史场地疗治创伤、寻求出路。“通过遥远的发端于历史的人物和故事，寄托作者和读者对圣君贤相、公道正义、正常秩序以及与此相关的理想、愿望”。③此处的历史显然有了抚慰病苦灵魂，给予现实人生替代性补偿的功用。从中国封建时代以来，乱世中的文人无不通过对历史故事的敷演来抒写怨愤、寄托理想。人们似乎一直都在永不停歇地追求现代文明的发展和享受，另一方面却情不自禁对古典主义时代的价值原则、道德规范和人文精神充满了深切的眷恋。越是有凌驾一切的物质主义的强烈对比，人们越不愿割舍对古典温情的怀恋。对现实和人生愈加强烈的幻灭感、荒谬感，更加激发了人类怀古恋旧之幽情。文学，特别是小说就成为人类寻找精神家园的最好依托。乘着艺术诗意的翅膀，文学家引领我们飞向久远历史的温柔之乡。“十七年”时期，柳青、杜鹏程、梁斌、孙犁、吴强和杨沫等人创作了《铜墙铁壁》、《保卫延安》、《红旗谱》、《风云初记》、《青春之歌》和《红日》等影响重大的一系列革命历史小说，继续着传统历史小说创作中关于国家、民族和社会的宏大叙事，“构建出与意识形态化的历史观念、历史意识相辅相成的感性化的历史图景。”④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随着西方现代思潮的涌入，文学俨然变成中国新潮作家大显身手的试验田，于是当代文坛掀起了声势浩大、气象壮观的新历史主义小说的创作热潮。莫言、苏童、陈忠实、余华、叶兆言、方方、刘震云、周梅森等作家打破了为帝王将相、英雄圣贤树碑立传的神话，大胆地质疑并解构传统经典叙事的宏大性和崇高性，而将家庭、宗族、村社中的芸芸众生推到了历史的前台，叙写了主流历史之外、边缘缝隙处的野史逸闻、家族往事和民俗传说等，极力表达现实中人个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