杰出的国际共产主义战士汉斯·米勒.docxVIP

杰出的国际共产主义战士汉斯·米勒 《西行漫記》在伦敦出版后，赴苏区探访的外国记者和国际友人越来越多。黄华担任翻译，负责联络事务，与他们中的很多人成为好朋友，汉斯·米勒就是其中的一位。从那时起汉斯·米勒夫妇和我们的友谊一直延续至今，特别是黄华主持外交部工作后，米勒和他的夫人中村与黄华和我工作上多有交集，而生活中我们也趣味相投。前不久，延安精神研究会找到我，让我回忆一下延安时期我党的外交活动，为党初期的外交工作搜集资料。我整理了与我有过交集的十几位外国友人的资料。这些外国友人中，我第一个就想到了米勒，在我心中，他是一位英勇的反法西斯斗士，一位执着忠诚的共产主义者，一位真正的人道主义者和一位杰出的医学科学家。他的光辉事迹永远值得我们铭记和学习。 一 汉斯·米勒（Hans Muller），1915年生于德国莱茵河畔杜塞尔多夫城，父亲是犹太人，母亲是德国人。他18岁时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兴登堡中学。 当时的德国仍处于经济大危机之中。希特勒上台后大肆迫害犹太人，经过许多周折，米勒弄到了出国签证，到了瑞士的巴塞尔城，进入巴塞尔大学医学系。六年中，米勒刻苦钻研，完成了内科、外科、妇产科和儿科等专业的学业。留学期间，米勒乐意同一些进步学生交往，尤其同一位来自中国的进步学生蒋兆先结成了好友。他十分有兴趣听蒋兆先讲述中国政治经济情况。由于为被捕的同学打抱不平，米勒被瑞士警察局限于半年内离境。米勒遂加紧书写博士论文，取得了医学博士学位。 在瑞士读书期间，他看到法西斯主义的战争祸水向世界泛滥，看到欧洲共产党与之所进行的坚决斗争。他逐步认识到，共产党是一支与法西斯主义相抗衡的、争取世界和平的政治力量。也正是基于这种认识，米勒开始走上了献身世界反法西斯斗争的道路，并最终将自己的一生与共产主义事业联系在一起。 1939年4月，满怀对法西斯的憎恨和对同样处在法西斯铁蹄蹂躏下中国人民的同情，米勒接受蒋兆先的建议决定到中国参加抗日战争。米勒先乘船到了香港，见到了廖承志和“保卫中国同盟”的中央委员爱泼斯坦和曾到延安采访毛泽东后返港的新西兰记者詹姆士·贝特兰，从他们那里更多地了解了延安和抗日根据地军民的情况，米勒急切地希望早日到延安去。 因为广州已被日军占领，米勒只好乘船离开香港转至越南，经镇南关（今友谊关）进入中国境内。当他听说离关口不远的地方有抗日华侨染上了疟疾，马上赶去医治，直到一周后病人痊愈，才乘车出发北上。卡车离开广西后一路颠簸，驶经贵阳、成都、宝鸡，到达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在这里，米勒幸运地遇到刚刚访问延安归来准备转赴重庆的埃德加·斯诺。斯诺对这位德国青年极为赞赏，并把自己在延安用过的行军床、蚊帐等留给米勒。 1939年9月，米勒到达延安，受到毛泽东的热烈欢迎。在同黄华和马海德的谈话中，米勒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和中国抗战的形势有了进一步了解。八路军卫生部安排米勒到延安拐峁国际和平医院担任外科医生。 年轻时的汉斯·米勒 初到延安，米勒印象最深的是：“那里人际关系十分融洽，充满互助、关怀和友谊。从司令员到普通战士，在政治上完全平等;……机关里领导干部和一般工作人员，在伙食和服装上的待遇，也几乎没有差别。……由于共产党的各级干部克勤克俭，廉洁奉公，和人民同甘共苦，所以军民的情绪都非常振奋、饱满。” 延安城不大，方圆才五公里，早已被日本飞机炸成一片瓦砾。所有的机关、学校和医院都设在窑洞里，各种手术都是在窑洞中操作。延安的窑洞内宽敞整洁，窑洞医院十分注意消毒和卫生。米勒和印度援华医疗队的爱德华、柯棣华和巴苏华同在国际和平医院工作。他们因为共同的信仰走到一起，相处十分和谐，每天为战士和老百姓治病，大家心情都很舒畅。米勒还和柯棣华一起安装好了援华队带来的一台X光机，使延安人有了一点现代化的医疗设备。 二 1938年10月，日军占领广州和武汉后，把进攻的重点转向八路军的敌后抗日根据地，日伪军在华北战场上，集中了多路兵力向晋东南地区猛扑，并展开“囚笼政策”，在根据地周围修筑了大量封锁沟和碉堡。采用“扫荡”、“清乡”、“追剿”等方式，制造“无人区”。敌人的残酷“扫荡”使敌后根据地军民的抗日斗争进入相当困难的时期。这时，米勒、柯棣华、爱德华和巴苏华几位大夫向卫生部领导提出要到前方救治伤病员的要求。毛泽东得知米勒等人态度诚恳坚定，在作了缜密安排后，同意了他们的要求。 汉斯·米勒在延安 到西安后，他们搭上了开往河南洛阳的火车，之后又乘车到了河南渑池县。在这里，米勒见到了一些从前线溃退下来的衣不蔽体、沿路求乞的国民党士兵。从同行的战士口中，米勒还听到国民党军队对待伤兵的一些野蛮做法。国统区士兵食不果腹的凄惨景象与他在延安所见到官兵一致、团结民主的气氛形成鲜明对比，米勒深切地感到：“中国要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