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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制”与当代中国政治制度的关系 文献标识码： A DOI： 10.3963/j.issn.1671-6477.2018.06.0008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根据地推行的“三三制”①至今仍为人们所关注，这种关注不仅有着学理的意义，同时更有着一种现实意义。本文认为，“三三制”在中国政治制度发展史上所具有的重要地位就是一個需要厘清的问题。它与当代中国的基本政治设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关系，与多党合作政治协商制度的关系存在着一些相互纠缠的地方，需要给予恰当的说明。 一、 “三三制”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关系 “三三制”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关系，其实就是作为“三三制”的载体参议会制度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关系。关于它们之间的关系，研究者有不同的说法。或说参议会制度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历史雏形和重要渊源。虽然它们的形式由于历史条件的变化有很大的差别，但从本质上讲却是一致的”;“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解放区实行以参议会制为其政权组织形式的抗日民主政权，为中国特色的人民代表大会制政体奠定了直接的模型基础”。或说“如果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发展的连续性看，参议会制度是一种中断。从政权性质和政权形式看，它与过去的苏维埃和后来的代表大会制度都不相同。”②“抗日根据地普遍实行的参议会制度，至少在形式上隶属于国民党政权体系而不属于代表会议制度体系，在国共合作破裂后必然发生相应的改变。因此，在完全可以听凭自己的意志从事政权建设的时候，中共中央当然不可能选择参议会制度作为新中国的政权形式，而是在人民代表机关的性质及其基本原则方面与特定历史条件下中断的苏维埃制连接起来，在解放区建立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制度取代参议会制度，并逐渐向人民代表大会制过渡”。前者可以称之为“雏形说”，后者可以称之为“中断说”。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包括人民代表会议制度）确实与苏维埃制度更接近。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讲：“我们不采取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国会制度，而采取无产阶级共和国的苏维埃制度。代表会议就是苏维埃。自然，在内容上我们和苏联的无产阶级专政的苏维埃是有区别的，我们是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苏维埃，‘苏维埃’这个外来语我们不用，而叫做人民代表会议。” 1953年3月1日，周恩来在招待民革三中全会扩大会议代表时的讲话中说：“人民代表大会制属于苏维埃工农代表大会制的体系，完全不同于资产阶级的议会制。”这背后的原因就是苏维埃制和人民代表大会制的国家机构设置方式及其所反映的思想原则的基本一致。工农苏维埃制的实践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建立和发展奠定了基本框架。它们共同具有的人民性（阶级性）显然比参议会制明显得多。 即使是持“雏形说”的袁瑞良也承认：“假使没有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战争，没有由日本侵华战争而引发的民族矛盾的上升和阶级矛盾的缓和，没有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必要，也许社会主义性质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不必经过参议会制度、人民代表会议制度和政治协商会议制度这些历史环节，就直接从工农兵代表会议制度转化而成。日本侵华战争的爆发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改变了中国当时的政治格局和阶级斗争的方向，从而也打破了这种历史可能性，使工农兵代表会议制度在新政治形势面前，失去了存在的必要，由参议会制度取而代之。”268这种说法其实倒是对于“中断说”的支持。 袁瑞良著承认，参议会制度中，与苏维埃制（工农兵代表会议制度）在内容上毫无联系，完全创新的主要有两点：一是政权机构组成人员上的“三三制”分配原则，共产党员在其中不得超过三分之一;二是选举制度中的普遍、平等、直接、无记名投票原则，以及允许各党派公开竞选的原则270。这两条是根据地所实行的参议会制度最重要的特点，既区别于苏维埃，更区别于国统区的所谓参政会。这确实是特殊时期的特殊实践。因为，参议会制度之后，代表机关的产生及其运作对这两条或没有吸收，或大打折扣。就曾经作为民主符号的“三三制”而言，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在新的政治体系中，是淡化了的。1947年12月，在杨家沟中共中央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就讲：“现在，建立联合政府的口号还是要提，但‘三三制’就不必提了。”这里表达的意思是，统一战线还是要的，要防“左”反右;政权工作中吸收一些党外人士的参与还是必要的，但也只是“个别人物”而已。1948年8月，华北临时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中共中央曾指示，临时代表大会的“代表总额不可超过四五百人，就中非党员最好能占三分之一，但如事实做不到太勉强也不太好。”而实际情况是，“大会实到代表542人，其中中共党员376人，非党员166人，即非党员代表占实到代表总数的三分之一弱。”这一时期，毛泽东非常关注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召开。毛泽东提出： 无论各界代表会议，或人民代表大会，党员均不要太多，以能保证通过决议为原则。大体上，党员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