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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念规范的经济之维：对“实用性”的一种解读 信念规范所关注的问题是：哪些信念是好的，哪些是不好的，或者说，哪些信念属于“相信过多”（overbeliefs），哪些属于“相信不足”（underbeliefs）。而克里福德（W.K.Clifford）和詹姆斯（W.James）关于信念伦理（ethics of belief）的一组争论文章，可谓“信念规范”研究的当代入门读物。重审这场争论（下文中记作“C-J之争”），不仅仅关乎后人对争论各方的得失评价，更重要的是牵涉我们对以詹姆斯为代表的古典实用主义本身的再理解。如果说“注重实用性”是很多人对于实用主义哲学的共同评价的话，“到底何谓实用性”则是我们关于实用主义之定位的最常见争端。本文提出，倘若把实用主义鼻祖皮尔士（C.S.Peirce）的“探究经济性”思想引入到“C-J之争”中，并把“经济考量”理解为对于探究真相之所需时间、精力、资源等成本代价的严肃对待，我们将发现，作为一位古典实用主义者，詹姆斯对所谓“证据主义”的质疑，并不是抛弃证据之用，其要义在于：任何对于“证据充分性”的适当解读，都不应该否认信念规范具有一种经济之维，这其实是古典实用主义方法论的中心旨趣。 一、从克里福德的“信念伦理”谈起 哲学界或许有人不知克里福德是谁，但在当今强调理性和论证的时代，想必很多人都听过这样一句话：“任何时间，任何地点，任何人，基于不充分的证据而去相信某种东西都是错误的。”这句措辞异常严厉、颇具启蒙之风的格言正是出自克里福德，在相关文献中甚至直接被称作“克里福德原则”。它最早出现在克里福德于1877年发表在《当代评论》上的《信念的伦理》一文中。而本文所要讲的信念规范问题及其争论，也主要是由该文引发的。 众所周知，我们在经验世界中看到、听到或感觉到什么，并不意味着我们就相信什么。当我们说相信时，往往意味着我们已经超出所见、所闻、所感之界线在断定新内容。这其实正是信念之不同于纯粹感知的本质。但是，信念之超越感觉经验范围，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随便相信。这其中应该有一种“规范”，用克里福德的话来说，就是“信念的伦理”。为了彻底看清克里福德所倡导的“信念伦理”到底是什么，让我们专注于其在文章开头所讲述的一个具有思想实验或“直觉泵”之功能的故事： 一位船主准备派一艘船送一批移民出海。他知道：这艘船老旧，在一开始建造时就不怎么好;还知道这艘船曾驶向很多海域，遭遇过各类天气，也经常要做一些修修补补。他一直怀疑，这艘船是否还能再出海。然而，在起航前，他成功克服了此前因为怀疑而产生的忧郁心情。他心想，这艘船多次航行，经历暴风雨，一直都是安全返航的，因此没必要认为这次出海就不能安全返航。最终，他心悦诚服地确信：他的这艘船完全可以出海。看到他的船离开时，他心情轻松愉悦，希望船上那些背井离乡的人能在全新的家园梦想成真。后来，这艘船沉没在大海中，杳无音信。 这个故事里当然可能有一些涉及当时社会法律的实际问题，不过暂且假设我们只是一位普通的旁观者。凭着一颗是非之心，我们该怎么看这位船主呢？克里福德坚定地告诉我们：“毫无疑问，他对船上所有人的遇难感到十分愧疚。应该承认，船主真的相信他的船安全可靠;但是，他内心的真诚确信无法给予他任何帮助，因为基于他所面对的证据，他无权去相信（no right to believe）。”這里的重点不是船主会不会因为灾难而感到愧疚，而是他有没有权利去那样相信。为此，克里福德补充说：“假设这艘船最终并没有出现不可靠的情况，那次航行安全到达，并且后来很多其他航程也都很安全。这可以让船主少一些愧疚吗？丝毫不能！行动一旦完成，它就永远是对的或错的;任何一次偶然未出现的好的或坏的结果，都不可能改变这一点。这个人不可能会是无辜的，他只是尚未被调查到。对错问题跟信念的源头有关，不涉及信念的内容;跟当时的信念是什么无关，只跟他如何获得信念有关;跟信念最终被发现是真还是假也无关，只跟基于所面对的证据他是否有权相信有关。” 正是在经过一系列类似的案例分析之后，克里福德道出了那句在后来哲学家中乃至整个知识界中广为传颂的话：“总而言之，任何时间，任何地点，任何人，基于不充分的证据而去相信某种东西都是错误的。”认识论哲学通常认为这句话可以作为证据主义的基本信条。需要提及，《信念的伦理》是一篇内容较为丰富的论文。从整篇文章来看，这句话并不是克里福德的全部结论，此外他还重点论述了权威的分量等相关问题。不过，鉴于本文讨论的主题，我们将就此转入詹姆斯对于“克里福德原则”的回应。 二、詹姆斯回应“信念伦理” 很大程度上，是在克里福德《信念的伦理》一文的触动下，詹姆斯于1896年发表了著名的《相信的意志》一文。詹姆斯并没有打算反对克里福德的所有论点，但正如该文标题所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