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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经济学理解 【DOI】10.*****/j.cnki.rmltxsqy.2020.30.015 2019～2020年之交爆发的新冠肺炎疫情，突如其来，产生了极大的危机，人们将其类比为一场“战争”，奋力抗疫成为压倒一切的“头等大事”，如同投入一场同病毒之间短兵相接的抗疫之战。凭借强大的社会组织动员能力和经济基础实力，经过两个多月，中国遏制住了病毒传染在国内的蔓延趋势，率先取得了抗疫的阶段性胜利。但病毒在世界范围的流行，几乎没有任何国家可以幸免，迄今为止，疫情前景仍然存在极大的不确定性。几个月前，即使是对新冠病毒已有警惕的专家，也大都将其视为一个突发的非常事件，如同一次偶发的病毒遭遇战，可以用“毕其功于一役”的应急抗疫方式战胜病毒袭击，使社会经济尽快渡过为期不会太长的非常时期而恢复常态。但是，疫情发展到今天，人们开始认识到，事情恐怕没有那么简单。这次疫情，将是一场旷日持久的劫难，人们担心其造成的死亡人数将会超过人类曾经经历的世界大战，“短促突击”的应急战法是难以奏效的。必须以总体战的思维和战法，做好经历若干大战役的准备，才能取得抗疫之战的胜利。因此，从经济学的视角来理解抗疫战役的战略思维逻辑，是一个非常值得讨论的课题。 总体思维，三大战役 既然将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作为“战争”，那么，应对这次新冠肺炎疫情，就必须基于总体性的战略思维，系统考虑和部署应对疫情的战役，从其性质而言，须经三大战役：即以阻隔传染（社交隔离）为主要方式的“保卫战”、以科研突破和医疗体系重构为主要方式的“攻坚战”和以恢复经济增长及结构调整为主要方式的“决胜战”。 “保卫战”是抗疫之遭遇性首战。如果畏惧首战，必会陷于困境。新冠病毒对人类的袭击，并非是一个单因素孤立事件。疫情爆发，挑战着各国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的各个领域，产生诸多“痛点”。决定发起阻击病毒袭击的社区保卫战，具有利弊权衡的极大困难，需要有决断力。对于“生命的统计价值”与经济价值之间的通约缩维（将多维归约成一维）和量化比较是一个涉及伦理规范的难题。因而对于新冠病毒，起先大多数国家都表现为“忽视”。人们事后都会指责政府行动迟缓，贻误战机，其实，主要是由于在既定的社会政治体制机制下，各国各层级当局者的“视域”决定了其决断力和决策行为的局限性，使其难以超前决断，而往往只能是“不见棺材不落泪”。换句话说，只有疫情有了明确显现，可以感受到真“痛”时，当局者才会被“激励”而作出决断。不过，无论起先如何“忽视”，只要疫情达到一定的严重程度，整个社会感受到了“痛”，当局者必须（或者迫不得已）决定采取“保卫战”的方式，进行社区隔离和“封城”，阻断病毒传染蔓延，以减少感染致病人数，避免发生医疗挤兑现象。所以在理论上值得研究的是：在应对危机时，“国家是只能在危机发生后才能有所行动，还是会因提前预期危机的降临而采取行动”？就决策机制而言，“是否只有危机才能激发一个国家作出重要的选择性变革”？ “保卫战”依赖于社会组织能力和社会文化承受力，因而各国所采取的社交隔离方式各有差别，及时性效果和付出的代价也各不相同。从本质上说，抗疫“保卫战”的目标并不是完全消灭病毒，试图把人类活动场所都搞成无病毒的洁净空间，或者把所有感染者和疑似感染者都封闭于隔离状态中，而是要将病毒流行及其感染致病的可能，控制在正常的公共秩序以及医疗体系能力所能承受和处置的社会运转体系之中，这就是人类能够生活于其中的社会生态系统。地球上不可能存在所有的条件都有利于人类，而没有任何有害因素的生态系统环境，人类也创造不出这样的生态系统环境。所以，对于病毒的免疫力和抵抗力才是人类所具有的能够生存于正常生态系统之中的天赋能力，而且，这种能力还会在与病毒细菌的“接触-感染”和“免疫-康复”博弈关系中不断增强。而抗疫“保卫战”则是在人类的免疫-康复能力尚未形成抵御新病毒袭击的能力时，所采取的阻击隔离措施。主要战法是发挥社会组织动员能力，避免和尽可能减少病毒感染可能，维护公众生命安全。 “攻坚战”是抗疫之克敌优势争夺战。在与细菌病毒的博弈关系中，人类并非只能被动地通过广泛感染而形成所谓“集体免疫”，才可避免或减少死亡，那实际上是以死亡为代价而等待求生的机会;而是可以在“保卫战”即遏制病毒传染速度的基础上，向病毒发起第二大战役。这一战役之所以称之为“攻坚战”，是因为只有此战役获胜，人类才可以有真正不惧病毒的底气：第一，进行科学研究，研发疫苗和特效药，增强人类免疫力和治愈疾病的能力;第二，完善医疗卫生体系，使得防疫抗疫的科学技术能够发挥更广泛有效的作用。如果“攻坚战”能够取得成效，人类就有了可以预防和治疗病毒感染致病的有效手段，转被动躲避为主动布局，告別死亡威胁。 “决胜战”是抗疫之最终战略博弈。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