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法律身份证”的获得到法律身份的实现.docxVIP

从“法律身份证”的获得到法律身份的实现 在基层群众自治的法律范围真正明晰之前，赋予其特别法人这一法律身份虽然能够解决民事主体资格问题，但对于更为核心的自治目标的实现而言，《民法总则》的出台和特别法人身份证的颁发则更多地体现为一种制度上的“叠床架屋”。一系列根本问题和次生困境尚需找寻提纲挈领的抓手，期待其在中国法治建设进程中能得到持续、深入、及时、有效的关注和回应 中国基层社会历来有“民自为谋”与“民自为理”的传统。皇权时代的国家机构往往仅设至县一级，且主抓“钱谷”“刑名”等核心公共事务，其余的大量基层治理实际上被族治、绅治等制度形态“取而代之”。日本学者滋贺秀三就曾感叹，从明末到清末，中国基层行政区（县）的数量几无变化，而人口却翻了两倍有余，在社会事务级数增长的情况下，基层地方官规模却几乎保持零增长，基层社会自治的积极效用由此可见一斑。 时至今日，作为中国三大基本政治制度之一的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充分沿袭了前述历史治理经验，以《城市居委会组织法》（1989）、《村委会组织法》（1998）等法律规范为核心、以相关地方立法为配套（如《广东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管理规定》等），全面建立了扎根基层、面向群众、自谋自理、牵涉广泛的基层群众自治法律制度。可以说，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这些基层群众自治组织仍将是与老百姓“柴米油盐酱醋茶”的日常生活最为息息相关的公共资源和社会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