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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中国社会对英语辞书的需求及其编纂出版 “辞书编纂出版与社会需求”是辞书研究的重要课题。高兴（1993）认为：“纵览我国辞书编纂出版的历史，横观世界辞书编纂出版的形势，我们可以说，‘社会需求时刻都在主宰或制控着我们的辞书编纂出版。”伴随着西学东渐的深入，我国近代时期逐步形成知识分子群体渴望学习外语（尤其是英语），并以此了解西学知识的社会需求。在这一社会背景下，我们看到了以英语辞书（即英汉汉英辞书）为主的双语辞书编纂出版活跃的现象。近代时期也是我国双语辞书史发展的过渡时期，双语辞书编纂的主体从外国传教士转变为国人，在辞书编纂理论和实践方面都有较大发展。但是，目前学界对我国近代双语辞书史的研究（如汪家熔1998;胡开宝2005;沈国威2011;元青2013;内田庆市2013;高永伟2014等）多侧重对该时期代表性双语辞书的介绍，较少关注该时期用户需求对双语辞书编纂出版的影响。 日本双语辞书史研究学者早川勇（2001）27指出，“双语辞书尤其要适应具体用户群体的实际需求，因为双语辞书的使用更多的是由用户的交际需求决定的，而不是编纂者关于辞书的传统观念”。他（早川勇2001）26提出：“理想上，日本的英语辞书（笔者按： 即英日双语辞书）编纂史需要根据用户需求来重写。”这对于近代中国的英语辞书编纂史研究也有重要启示。本研究从用户需求的视角考察近代中国英语辞书的编纂和出版。近代时期我国的英语辞书编纂和出版以商务印书馆为中心，汪家熔先生（1992）认为，商务印书馆前六七十年的英语辞书出版经历，“只要再略添几笔，就是一篇我国近代英语辞书的出版简史”。本研究基于1897年至1949年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英语语文辞书书目，并通过勾稽爬梳相关史料，考察近代时期商务印书馆如何满足国人对英语辞书的需求，以此管窥近代中国社会对英语辞书的需求及其编纂出版样貌。 二、 近代商务印书馆英语辞书出版的社会背景及概貌 商务印书馆成立于1897年，是我国创立的最早一家现代意义上的出版机构。商务印书馆创馆正值我国变法自强时期，自创立以来，以“昌明教育、开启民智”为宗旨。商务印书馆重视辞书尤其是英语辞书的编纂出版，因为编纂出版英语辞书是引进西学、开启明智的必要途径。1899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第一部词典，即《商务书馆华英字典》，在“序”中指出：“自中日和议成，而士夫之策自强者，辄曰振商务裕国暨练兵造舰筑路诸武备，不知文事修而武备可自兴。”“序”中还说：“今各省华英学塾风气渐开，但学者虽有诸书参考，类多词不达义，头绪纷纭。唯字典一书，实群书之总汇，在初学已学者均不可少。”1902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第二部词典，即《商务书馆华英音韵字典集成》，严复在“序”中说：“海禁开，中土之习西文者日益众，而尤以英文为独多。”我们可以从这些商务印书馆最早出版的英文辞书的序言中了解当时英语辞书出版的社会背景及需求，即清末自强救国思潮影响下国人英语学习热情高涨的情形，以及英语辞书对英语学习的重要性。 但是相对英语学习的日益普遍，作为学习工具的英语辞书则较为缺乏。就这种情况，严复在《商务书馆华英音韵字典集成》的“序”中指出：“字典者，群书之总汇，而亦治语言文字者之权舆也。尚忆三十年以往，不佞初学英文时，堂馆所颁，独有广州一种，寥落数百千言，而义不备具。浸假而有《五车韵府》等书，则大抵教会所编辑，取便西人学中国文字者耳。即至晚出数种，虽较前为富，然于一字数义，至夫名物、动作区别形况之异用，皆绲而不分。”严复所言在初学英文时“独有广州一种”的英文字典，即邝其照所辑《华英字典》（初版1868年，收词约2万条）。其他英文词典则为传教士学习汉语所编纂的英汉或汉英词典，之后虽有英汉词典编纂出版，但由于收词和义项有限，颇不便于英语学习。因此，严复称在其教学过程中勉励学生使用英英词典，而不用生搬硬套当时英汉词典的译义。可见当时国内帮助国人学习英语的英语辞书数量较少，而且也不够详备，无法满足国人的英语学习需求。 总之，在清末自强救国的时代强音感召下，我国出现学习英语和西学的热潮，并催生了对英语辞书的大量需求，而与之相对的是，国内英语辞书匮乏、编纂质量不精。商务印书馆就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开始出版英语辞书的。在成立两年后，商务印书馆就出版了第一部英汉词典，之后不断推出各种英语辞书。据我们的统计，1897年至1949年间商务印书馆共出版英语语文辞书54种。从用户需求来看，近代商务印书馆英语辞书的出版是不断满足国人英语学习时对英语辞书类型多样化需求的过程。这主要表现为： 满足不同层次用户需求，辞书系列化出版，重视用户从解码型英语辞书到编码型英语辞书的需求转向，以及满足用户深层次英语知识习得对专门性英语辞书的需要。 三、 不同层次用户需求与英语辞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