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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建构后发国家生态文明理论的思考 面对日益严重的生态危机，“深绿”思潮和“浅绿”思潮始终将“自然”和“人类”割裂， 没有辩证的看待双方关系，将人与自然完全对立，它们拘泥于抽象的生态价值观讨论，服务于资本追求利润的需要， 淡化资本原应承担的主要的全球治理责任。“红绿”思潮揭示生态问题的根源是资本主义制度和生产方式。我们应结合生态危机的实质和后发国家现代化建设的发展需求，建构与西方主流生态文明理论不同的后发国家的生态文明理论。 一、后发国家生态危机的根源 建构生态文明理论首先是理解生态文明的本质和生态危机的根源。“深绿”“浅绿”和“红绿”思潮对生态文明的理解各不相同。“深绿”思潮认为生态文明应当是不存在人类活动的“荒野”，他们深受自然的限制的影响，将人类与自然完全对立起来，批评工业文明的经济增长观和技术乐观论，认为人类应当完全回归到自然状态。“浅绿”思潮则是站在绿色资本主义的立场上，维持资本主义的大框架，希望在维持资本主义制度和生产方式的情况下，通过提高科学技术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浅绿”则把生态文明理解为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修正的同时也应当担负对生态环境保护的责任和义务。“浅绿”思潮的本质是为资本主义辩护，强调只要在现有的资本主义框架下革新技术、提高技术水平就可以解决生态危机。这就说明“浅绿”和“深绿”思潮不可能真正解决人与自然的矛盾。 与“深绿”“浅绿”维系资本主义的立场不同，“红绿”思潮认为解决生态危机的首要前提是资本主义制度的改革。“红绿”包括有机马克思主义和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他们的主张主要存在以下几点区别：一、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方法，强调阶级的作用，认为应当把生态运动和现实中的工人运动结合起来，用具体的手段实现资本主义制度的改革，他们认为任何缺少阶级维度的环境运动都不可能取得成功，都无法从根本上解决生态危机;而有机马克思主义解决危机的方法却是抽象的，即提出共同体的概念，并展开以该概念为基础的价值观教育;二、两者对生态价值观的理解不同，部分正统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坚持人类中心主义的立场，但这种人类中心主义不是以资本逐利为基础的，而是“以人为本”的， 这种“以人为本”是指以满足贫困人口的基本生活资料为本;而在生态学马克思主义阵营中，主张生态中心论的学者则秉承的是反资本主义制度和生产方式的生态中心主义价值观。有机马克思主义主张的是抽象的生态中心主义价值观;三、两者对生态文明的性质理解不同。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坚持西方现代主义的价值观，认为生态文明是一种超越工业文明的新型文明形态。有机马克思主义则是立足于“后现代性”这一价值立场，他们认为生态危机是由工业文明的生产方式造成的，认为生态文明不应当发展科学技术。实际上是把生态文明与人类文明相对立，主张人类应回归到自然的状态。 后发国家生态文明的建构应兼顾解决生态危机的根源以及发展后发国家的现代化建设。表面上，生态危机是指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发生冲突矛盾，但实际是人与人关系的矛盾，具体的说，反映的是不同国家以及同一国家内部的不同人群在自然资源分配、占有和使用上的利益矛盾的危机， 因此后发国家生态文明理论的建构应该把改善人与人的关系作为其理论基础。这就说明解决环境正义问题应当是后发国家生态文明理论的价值追求。西方中心论的绿色思潮始终执着于生态中心主义和人类中心主义的讨论，他们面对后发国家环境问题的时候，仅仅局限于抽象的人类整体利益，他们所提出的“人类整体利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利益。他们忽视生态危机中，不同国家在生态资源占有、分配和使用上的矛盾，使社会不公正现象更加明显。 这显然有违环境正义原则。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和有机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都提出以“生产性正义”为核心的环境正义思想。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奥康纳提出建设社会主义就是要变革资本主义的生产不正义，恢复生产性正义，生产性正义的核心追求是变革社会生产关系。 有机马克思主义同样强调必须变革资本主义制度，因为资本主义的正义实质是保护富人的财富，实现真正的正义必须立足于共同体的利益和整体性思维。 二、作为环境正义诉求的后发国家生态文明理论 对“环境正义”的追求是后发国家生态文明理论建构过程中不容忽视的一环。 “环境正义”概念最早是由美国学者提出，其目的是揭示环境问题与种族、低收入人群之间的有机联系。后来“环境正义”问题逐渐变成如何公平公正处理发达国家和后发国家的生态资源分配问题、如何处理民族国家内部不同地区不同人群的生态资源分配问题、如何处理当代人和后代人的生态资源分配问题等。 后發国家主要是指不同于欧美的、在二战后开始现代化的新兴国家。这些后发国家根据西方国家现代化的发展经验，以一味追求经济增长为目标，并且不考虑变革社会结构，结果造成经济发展的成果不仅不能惠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