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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治理体系的建构与变迁 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着重提出了“治理”的概念，并将“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确定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提出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就意味着对“国家与社会”的关系重新界定。 一、治理与善治 1.治理 “治理”源于拉丁文和希腊文，意为“控制、引导和操纵”，长期以来与“统治”一词交互使用。近代治理概念始于1989年世界银行的报告，世界银行将非洲国家秩序分裂和社会经济停滞的整体性制度危机定为“治理危机”。联合国将这一概念推向全球并引发了深刻的讨论，其中全球治理委员会的理解具有代表性和权威性。该委员会在《我们的全球伙伴关系》的研究报告中指出：治理是各种公共的或私人的个人和机构管理其共同事物的诸多方式的总和。它是使相互冲突的或不同的利益得以调和并且采取联合行动的持续的过程，这既包括有权迫使人们服从的正式制度和规则，也包括各种人们同意或以为符合其利益的非正式的制度安排。其特征有四：治理不是一整套规则也不是一种活动，而是一个过程；治理过程的基础不是控制，而是协调；治理既涉及公共部门，也包括私人部门；治理不是一种正式的制度，而是持续的互动。 我国著名学者俞可平认为：治理一词的基本含义是指在一个既定的范围内运用权威维持秩序，满足公众需要。治理的目的是在各种不同的制度关系中运用权力去引导、控制和规范公民的各种活动，以最大限度地增进公共利益。从政治学的角度看，治理是指政治管理过程，它包括政治权威的规范基础、处理政治事务的方式和对公共资源的管理。它特别地关注在一个限定的领域内维持社会秩序所需要的政治权威的作用和对行政权力的运用5。 治理是一个内容丰富、运用广泛的概念，既可以理解为一个过程，也可以说是一个结果，更可以是达成结果的一系列手段。总体讲，治理是政府、社会组织和个人等多种主体合作与互动的过程，强调政府放权和向社会授权，实现多主体和多中心治理等。 2.善治 国家治理要达到的最终目标就是实现“善治”。所谓善治，可以概括为是使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社会管理过程。善治就是确保政治、社会和经济发展建立在社会广泛共识的基础上，确保一个社会在做出发展资源的分配决策过程中听到最穷和最弱势群体的声音。善治的实现不但要求政府部门付出努力，更要求社会团体和组织的共同参与。说到底，善治就是政府与公民对公共生活的合作管理，是政治国家与社会的一种新颖关系，是两者的最佳状态8-9。 法国学者玛丽—克劳德·斯莫茨认为，“善治”由四个要素构成：（1）公民安全得到保障，法律得到尊重；（2）公共机构公证管理财政开支，有效进行行政管理；（3）政治领导人对其行为向人民负责，建立责任政府；（4）促进政府与社会的信息沟通与交流，提高政治透明度，便于民众参与政事。俞可平提出了“善治”的六大标准：即合法性、透明度、责任性、法治、回应、有效性。善治的提出不仅解决了由谁治理和如何治理的问题，更提出了一整套对治理结果的评判标准。善治实际上就是国家权力向社会回归，善治的过程就是一个还政于民的过程，从某个小范围的社区看，可以没有政府统治，但是不能没有公共管理。 3.公民社会 公民社会是英文“civil society”的中文译名，通常称为“民间社会”或“市民社会”。学术界对公民社会的理解大致分为两类：一是在政治学意义上强调“民间性”，即把公民社会看作是与政治国家相对的私人社会生活领域，主旨是保护公民的权利和政治参与机会；二是在社会学意义上强调“中间性”，即把公民社会看作是介于国家和家庭、企业之间的中间性领域。 20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学术界掀起了一场关于公民社会问题的讨论，提出了构建中国公民社会的构想。认为：必须用“国家与社会的二元观”替代“权威本位观”，提出在逐渐确立二元化结构的基础上，形成国家与社会的“一种良性的互动关系”。公民社会理论反思了80年代国家本位的讨论，着重提出了国家与社会的分离问题，主张构建中国的市民社会，实现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良性互动，并把公民社会作为制约政治权力的一种力量。 二、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治理体系的建构：“全能主义” 全能主义国家是一种特殊的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反映，即国家可以无限制地进入社会生活的每一个领域、每一个角落，可以按照自己的意志直接替代市场、管制社会，不受任何制度性的制约。在全能主义国家治理体系中，既不存在政府职能的界定，也不存在政府行为的边界。政府取缔所有市场交易行为，直接对所有社会资源进行垄断性分配，所有组织和个体的生存均完全依附于国家。政府也取缔了所有体制外的民间组织，社会成员完全被网罗进行政化的组织体系，国家因此得以通过资源分配和层级隶属的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