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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经济增长模式与发展中国家空间一体化 经济增长方式是指一个国家社会财富的积累，是一个从低级向高级发展的过程；是一个由最初的物质资源交换向现代知识、技术资源交换和运营变化的过程。传统的经济增长方式以一个国家拥有物质资源的数量、通用货币的数量和黄金等贵重金属的储备来体现；现代的经济增长方式以一个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居民生活质量及人类发展指数等来衡量。传统的经济增长方式是以传统的经济增长理论为基础，以对生产要素的投入和对物质资源的产出交换为核心。这种经济增长模式是依靠对劳动生产要素-劳动力的数量和劳动力的价格以及资本的扩大投入来实现的；是通过劳动和资本的产出数量来计算的。 从16世纪到18世纪中叶，重商主义（Mercantilism）即商本位主义盛行于西欧资本主义国家，代表人物有英国的约翰·海尔斯和法国的傅丹。这一时期经济理论建立在扩大出口顺差和对金银的财富积累。重商主义主张政府干预国家经济，对内实行农业、商业和工业制造业的产业保护；对外实行高关税和贸易垄断。我国改革开放初期，为了快速恢复新中国经济，采取了粗放式的经济发展模式。对内集中有限的物质资源和资本，加快轻工业和重工业的建设；对外以出口导向为经济增长模式加快外汇储备和财富积累。早期的重商主义，注重对货币的积累限制货币的流出，认为货币作为流通资本是国家经济活动的基础，推行货币差额主义和贸易顺差主义。 从16世纪后期到17世纪中叶，西欧资本主义国家进入重商主义的晚期阶段。这一时期最重要的经济学家是英国的亚当·斯密。1776年，斯密作为近代世界经济学开山鼻祖在他的著作《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即《国富论》中主张开放、自由的世界贸易经济政策，反对早期重商主义的封闭和保守。很多经济学家仍旧把斯密理解为重商主义者，倡导所有国家实行贸易顺差。针对经济增长模式问题，斯密最大的贡献在于：一是，世界贸易的发展推动了生产劳动的更多社会分工，而专业化生产分工促进了劳动生产力和劳动效率的提高。抽象的劳动价值从商品价值中分离出来，斯密为马克思发现劳动的剩余价值及劳动价值理论做出了巨大贡献。二是，斯密认为资本的积累和资本的运作可以提高国民财富，并且可以提高国民的资本储蓄能力。三是，斯密认为社会的专业化分工可以提高生产效率；企业和行业的规模扩大后，降低了单位产品的生产成本、销售费用、节省了更多的管理和技术人员，最终增强了企业产品在国际市场的竞争能力。我国就曾经在过去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实施快速发展重工业的战略，经济增长效率低、浪费严重出现了明显的规模性结构失衡。 斯密所引发的劳动分工与专业化生产所产生的报酬递增成为了经济增长模式中规模经济的理论基础。在同等的技术条件下，劳动的专业化分工使得劳动的生产效率提高，产出量增大。企业规模经济和部门规模经济可以使微观经济中个体经济的平均生产成本随着产品的产量范围扩大而降低。在古典的农业经济和工业经济时期，由于资源的稀缺性和有限的市场需求，单独的经济个体进行大批量的生产方式会引发边际收益递减规律。也就是说在技术水平不变的前提下，在可变的生产要素投入量超出临界点值时，该投入要素所带来的边际收益逐渐递减。对于企业来说，规模经济使得企业联合组成了大型的经营实体。但是，由于国内市场的需求有限以及国际贸易的运输成本和进口关税障碍，随着企业的规模扩大、产出增高，其边际效益会随着产量的递增而递减；当产量增大到一定程度时，甚至出现了浪费，边际效益成为负值；这就出现了规模不经济的现象。我国在改革开放初期，国内市场经济调节机制不健全，导致企业对市场信号的敏感程度低，产能过剩使得市场产品的价格出现偏离，造成了资源的浪费和实际国民收入增缓。 斯密是国际自由贸易理论的创始者，而自由贸易理论是以国际分工为基础。要素禀赋理论中国家的经济增长与发展取决于国与国之间的绝对成本优势。产业革命时期，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手工业逐渐向机械工业革命时代过渡。蒸汽机的发明带动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生产力和生产技术的发展。生产技术的提高使得世界各国出现了生产成本的绝对优势。国家间的自然资源禀赋和生产成本的绝对优势推动了劳动分工走向了最高阶段-国际分工。资本主义发达国家首先掌握了先进的生产科技，这使得国际贸易交换中发达国家用少量的绝对成本优势的产品换取发展中国家较多自然资源产品。国际间不平等的贸易产品交换加大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差距。这种差距持续性的增大，使得欧美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在世界经济增长中处于绝对优势的地位。我国在改革开放以来四十年间，拥有绝对优势的自然资源和低成本的劳动力资源，并且达到了一定程度的规模经济效应；但是这些优势被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高速发展的生产技术优势所抵消。国际竞争的结果使得我国付出了高昂的不可再生的自然资源成本和环境代价。 被西方学术界奉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