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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变革视角下的环境公民理论 [作者简介]郇庆治（1965—），男，山东青州人，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主要从事环境政治、国外马克思主义和欧洲政治研究。（北京 *****）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绿色变革视角下的国内外生态文化重大理论研究”（12AZD074）的阶段性成果。 “环境公民”（“环境公民权”）理论，是进入21世纪以来在欧美国家中迅速扩展开来的一种环境政治社会理论或生态文化理论。它的基本假定是：生态环境保护中“公民”（身份/资格）这一政治法律维度的引入，或者说“公民”概念与“环境”（生态）概念之间的结合，可以带来我们这个时代所迫切需要的绿色变革的内源性动力。那么，它究竟在何种意义上是一种生态文化理论，又能在多大程度上促动我们所期望的绿色变革呢？为此，本文将依次阐述作为一种生态文化理论的环境公民理论，环境公民理论的三大流派及其发展，以及环境公民理论与绿色变革（转型）。 一、作为一种生态文化理论的环境公民理论 概括地说，环境公民、公民权或公民资格（environmental citizenship）所表达或体现的，是当代人类社会成员个体、群体和相互之间围绕着生态环境品质及其可持续性而产生的一种广义性公民权益和义责。这种权益和义责，既可以理解为基于特定政治共同体尤其是民族国家等政治地理空间的考量，也可以理解为超越特定政治共同体尤其是民族国家的全球范围内（甚至可以是超出地球空间的，比如与人类社会的航空航天探索相关的活动）的考量；既可以更多地强调对于个体、群体、族群的生态环境权利与义务的法律性规定和保障（同时包括国家法律、国际法和地方性法规等），也可以更多地强调个体、群体、族群在生态环境品质以及维持与保护中的主动参与和义责。总之，环境公民、公民权或公民资格，是现代社会中作为个体、群体、族群性公民的，关涉生态环境品质及其可持续性的法律权利义务、主动参与德行和正确行为要求。 很显然，环境公民概念考量与通常意义上的公民概念的最大不同，就是在观察与思考视角上，更多着眼于公民个体（或集体）在实现可持续发展或社会转型中的主动性或自觉贡献，而不简单是公民个体（或集体）所依托的政治共同体，包括民族国家能够给予的权利性保障与庇护。甚至是，对公民个体（或集体）的环境权益的强调、认可与保护，也在某种程度上是为了唤起或培育这些公民个体（或集体）的环境权益正义与公平自觉，尤其是对自身行动可能导致的对其他个体（或集体）环境权益的影响与伤害，并能够尽可能地采取预防和补偿举措。之所以如此的最基础性理由是，我们每一个人，尤其是处在不同经济社会关系或制度框架下的人，其行为的环境影响是不同的，而这首先是一个社会正义与非正义的问题。①相应地，我们每一个人都理应使自己行为的环境影响约束在一种社会正义的或正当的范围内，理应使自己的行为符合一种环境友好、环境消耗适当的公民要求。而对于那些其行为的环境影响超出社会正义或正当范围的个体（或集体）来说，其正确的公民行为选择就是自觉停止或减少这种影响，并主动作出可能的合理补偿。需要强调的是，所有这些自觉或主动的举措，都是一种错误矫正的正确行为（公民行为），而不能理解或拔高为一种品德高尚的慈善行为（道德行为）。 与此同时，作为公民前缀的“环境”，既可以在生态环境议题不同关注侧面的意义上，区分为环境公民、环境可持续性公民或可持续性公民，比如约翰·巴里（John Barry）；也可以在环境主义的激进与温和意义上，区分为环境公民、生态公民，比如安德鲁·多布森（Andrew Dobson）。巴里认为，过分狭隘地界定“环境公民”的意涵——比如以民族国家为基础或民族国家支持的、鼓励个人或单位为了环境而“尽其所能”的实践活动——会带来一些风险，尤其是对绿色政治而言，因为那可能会导致忽视可持续性和可持续发展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方面，而且会大大淡化“抗拒性/批判性公民”对于创建一个可持续社会所具有的关键性意义。② 而在多布森看来，尽管在许多场合或情形下“环境公民”和“生态公民”是可以互换使用的概念，但严格来说，“环境公民”是指自由主义视角下所理解的环境公民关系，而“生态公民”是指一种颇为不同的后世界主义的生态公民关系形式。他进一步提出，虽然这并不意味着生态公民就一定比环境公民在政治上更重要或更有价值——相反，它们在追求一个可持续社会的现实进程中应该是相互补充的，但是，它们不仅似乎更适合或发挥作用于不同的公民领域，而且单纯就公民理论本身而言，“生态公民”似乎也比“环境公民”有着更大的理论探讨空间。① 综合上述两个方面，一般意义上的“环境公民”概念，同时涵盖了环境公民权益和环境公民资格（义责）的意涵，而且往往更加强调后一层含义所具有的经济社会转型或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