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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新中国是怎样成立的(下) 宋庆龄到北京时，汇聚北平的各界精英名流，还有1898年戊戌变法的风云人物张元济，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前夕的风云人物张澜，民国年间有代表性的政治家、企业家、军事家、教育家和文化人，比比皆是。他们在各自的时代和领域都散发过光彩，在历史的轨迹上深深地刻下了自己的追求、抗争、迷惑、痛苦。为了一个即将诞生的新国家，他们挟带近代历史上的各种音符，加入1949年大变局交响曲。他们真诚地相信，共产党人的奋斗目标，正是自己苦苦追寻的民族复兴。共产党更是真诚地邀请他们，参加酝酿已久的各党派和人民团体参加的政治协商筹备会议，共商建国大计。 1949年6月，在北平城中南海勤政殿开幕的政协筹备会议，有23个党派团体的134名代表参加。会议的任务是拟定参加新政协的单位及其名额，起草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共同纲领》和新政协组织条例，制定评选国名、国旗和国歌方案等。总之。是要把所有开国的一些大政方针草案准备好，拿到正式会议上去通过。为了区别于1946年召开的那次政协会议，当时的人们通常把1949年6月到9月的这次会议叫作新政协，后来叫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那时没有条件召开人民代表会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事实上是国家的最高权力机构。 一个新的国家就要加入世界的“户籍”当中了，参加新政协筹备会议的人们开始琢磨为它取个什么名字。最初的国名叫“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著名教授张奚若建议去掉“民主”二字。他说：“焉有人民而不民主哉？”对国家政体来说，“共和”同“专制”相对，本身就有民主的意思。这个意见被会议采纳后，又一个问题冒了出来。考虑到不少民主人士对孙中山创立的“中华民国”这个名称还有感情，具体主持政协筹备工作的中国共产党人周恩来建议，在新的国名后面加一个括号，里面写上“中华民国”，意思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也可简称“中华民国”。为此，周恩来专门邀请一些参加过辛亥革命的老前辈征求意见。 从保存下来的新政协档案里，人们发现，一位年过七旬的老人站起来发言，明确不同意括号里的“中华民国”几个字。他说自己是参加过辛亥革命的人，十分尊重孙中山先生，但对于“中华民国”这4个字则绝无好感，因为它与民无涉。老人很激动，他说国号是一个极其庄严的东西，一改就要改好，仍然叫“中华民国”，何以昭告天下百姓？他希望光明正大地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讲这番话的是中国致公党创始人司徒美堂。 1949年7月13日，《人民日报》刊登了一则消息：新政协向全国征求国旗图案。在一个月的时间里，国旗审查小组平均每天收到100张国旗图案，加起来有2992幅。这些图案中，有的是在车间的工具箱上描绘的，有的是在前方的战壕里绘制的，也有从印度尼西亚等海外华人那里寄来的，其中从美洲寄来的就有23张图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也提供了一张图稿。开始的时候，毛泽东看中一张在红旗中间有一颗星、一条黄河的图案。这年春天赴北平同中共谈判未果留下來的原国民党代表张治中认为，中间表示黄河的那条杠把红旗劈成了两半，好像是一个分裂的国家。几经选择，多数人看中了一张由上海一位叫曾联松的青年人设计的带有五星的图案。 新政协筹备会负责评选国歌的小组一直没有征集到理想的方案。他们已经打算放到以后再说，但马上就要举行开国大典，没有国歌毕竟是一件难堪的事情。画家徐悲鸿由此建议将诞生在抗日烽火中的《义勇军进行曲》作为代国歌，并认为这首歌曲对中国的意义就像《马赛曲》之于法兰西。但有人认为敌人的炮火已经没有了。“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这句歌词不合适，希望重新填词。徐悲鸿坚决不同意，教育家马叙伦也表示支持徐悲鸿。最后，周恩来解释说，采用《义勇军进行曲》代替我们的国歌，就是鼓舞我们要把革命进行到底。 在新政协筹备会议期间，具体负责起草《共同纲领》的小组组长是周恩来，副组长是九三学社的负责人许德珩教授。新国家的国体和政体等，都要在这部事实上的开国宪法《共同纲领》里确定下来。 对这些问题，中国共产党此前已经反复考虑过。毛泽东在一次会议上说道：我们将来建立的政权，是采取议会制呢，还是采取民主集中制？过去，我们叫苏维埃，这是死搬苏联的名词;议会制袁世凯和曹锟都搞过，已经臭了。我看我们可以这样决定，不必搞资产阶级的议会制和三权鼎立那一套，在中国采用民主集中制是合适的，我们用人民代表会议这个名词。 讨论和修改《共同纲领》草案，那可真叫字斟句酌。关于新国家的性质，开始有人提议直接提社会主义，有人还是觉得提新民主主义的好。参加讨论的民主党派人士孙晓村记载：“在讨论《共同纲领》总纲时，发言很热烈，民主气氛十分浓厚，特别是《共同纲领》中没有写明‘社会主义’，当时有不少同志认为‘社会主义’的前途一定要写进去，认为社会主义是全国人民的奋斗的方向;有的同志说共产党